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也论族群认同的现代含义——瓦乡人的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的变迁兼与罗树杰同志商榷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长达30年之久的瓦乡人民族识别工作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关注。     

全球化、民族要素的相对性与当代族群关系的特点

文章从杜会整体入手，从一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度剖析和研究族群关系；同时，从构成民族的各种要素入手，对其属性及其变量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这些要素所呈现出的相对性，对族群关系进行全面动态的分析。文章指出，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是与地区之间，族群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差异化、个性化并行的，这给当代族群关系注入了新的意义。民族属性呈现出日益显著的相对性特征，从而冲击着传统的族群关系模式，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矛盾性和相对性成为当代族群关系中的两个基本特点，当代族群关系也大体可划分为民族联合、民族分化两大基本类型。     

"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藏彝走廊:族群互动背景下的多续藏族认同研究

通过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分析多续藏族多元认同的发展和民族认同的强化,以及与多族群互动的关系。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政府的强势介入对多续文化的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多续藏族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鸟瞰:族群研究在中国——评《族群与族群文化》

徐杰舜教授主编的《族群与族群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汇集了当下人类学研究者对族群研究的相关成果，该书按照特稿、族群概念、族群理论、族群认同、族群关系、族群文化等几个板块进行归整，是中国学界有关族群研究的最新诠释。     

民族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的分形解释

从分形视角解释民族与族群乃至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的关系,依次指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在于民族理论学科与人类学学科的分维联系,认识这种联系有利于准确把握相关概念,实现跨学科互补。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

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缘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出现本土知识与世界其他知识对接或对话问题;另一步面,由于整个国家及世界话语情境的变化,旧的知识需要批判与反思,新的知识体系需要被重建.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不能与＂族群＂概念随意置换,更要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对＂民族＂和＂族群＂概念进行过度泛化.汉语中强调＂民族＂概念是为了始终体现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多种族、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本国族群关系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 ,但是近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吸收了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 2 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 ,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 ,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 ,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 ,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虎族”与“鹰之子” ——彝族的两种身份表述

彝族作为多民族群体的成员之一,其身份表述问题同样关涉着中国多民族文学族群身份问题的研究。从《梅葛》《勒俄特 依》等彝族史诗出发,结合当代彝族文学作品及音乐作品等,对照解析了“虎族”与“鹰之子”两种不同的表述类型,由此对彝族 自身的身份表述做一个整体的观照。     

冼夫人与民族团结

冼夫人是 6世纪时岭南俚人的首领 ,她一生的活动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 ,力阻攻战掠奴 ,惩治贪暴、化解民族矛盾 ,鼓励俚汉联姻 ,加强封建制度、加速岭南地区的汉化进程 ,从而促进了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发展。     

关汉卿杂剧中的族群意识

关汉卿是中国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之一.关汉卿所生活的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族群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族群意识的杂剧作家,在其作品中,关汉卿为不同的族群人物添加了不同的感情色彩.对汉人族群,关汉卿持肯定和认同的态度;对其他非汉人的族群则持贬低和排斥的态度.其中,在对待女真人和蒙古人的问题上,态度又有所区别.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黑白之间:《琼斯皇》的创伤叙事与族裔想象

在《琼斯皇》中,显在的黑人叙事主体与隐在的白人作家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创伤主体的转换机制。基于黑人的个体创伤经历及苦难的奴隶历史,奥尼尔将琼斯塑造成一个表现种族创伤的经典形象。在此基础上,奥尼尔以仪式作为建构创伤之文化媒介,揭示了族裔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暴力。究其根本,奥尼尔的创伤书写是与爱尔兰裔白人的创伤情结相关联的,反映出少数族裔群体在种族主义阴影下的生存焦虑。在美国社会的主体框架下,奥尼尔以非裔黑人的种族创伤为叙事起点,而以少数族裔的合理诉求为最终归宿,彰显出族裔作家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与忧虑。     

关于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相关概念的辨析

民族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对其进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势必会涉及民族、时空、区域、民族走廊、民族飞地等概念。在实际研究中,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了解与区域相关的民族地区、民族聚居区、民族杂居区、历史民族区等具体概念,将会推动民族地理学的快速发展。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

针对近年来学术界部分学者提出的以"族群"取代"民族"的学术主张,本文着重从中文情景中对"族群"、"民族"含义的理解切入,以另一种思维模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认为族群不能等同于民族,不能与民族互换,更谈不上取代民族.     

"毕兹卡"考释

"毕兹卡"是土家语对土家族的自称,"毕兹卡"的具体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最传统的说法是"毕兹卡"是"本地人"的意思。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土家语"毕兹卡"与汉语"本地人"没有对译关系,也就是说,土家语"毕兹卡"中没有汉语"本地人"对应词来对译。从语言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毕兹卡"是"男人哭嫁的民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