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人籍贯观念述论

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人的籍贯观念分为官方户籍登记形成的户籍观念、家族长期定居形成的祖居地观念以及郡望观念三个层次.户籍观念尚未完全形成,以祖居地意识为主,郡望观念仍有残留,是宋代士人籍贯观念的典型特征.     

中国与南亚能源合作中的地缘政治战略考量

我国能源安全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巨大影响.南亚国家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战略关系决定了其对中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印能源合作除了共同迎接"亚洲溢价"挑战外,更主要的还有地缘政治战略考虑.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看,巴基斯坦对中国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是可以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通道;中国与孟加拉国的能源合作要受到与印度和缅甸关系的制约与影响;斯里兰卡是中国能源供应经过印度洋区域     

唐代选官制度及社会风尚对唐判创作的影响

在唐代,由于书判是朝廷科举铨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判文的创作颇受朝廷、士人的重视,朝野文士皆习判词.加之唐代士人对判文写作能力重视的社会风尚,促成了唐判的空前繁荣.可以说,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以及社会风尚直接促成了判文本身的成熟和兴盛.     

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因素分析

新世纪以来，印度在结合自身海上地缘优势及陆上地缘劣势的基础上，开始深入介入南海问题，成为当前南海问题域外大国因素的新推手。其南海政策主要表现在：深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外交合作，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以及与美日大国协同、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究其南海政策的地缘政治因素可以概括为：实现能源进口多样化，平衡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对大国崛起地缘政治空间拓展的需求。从长远看，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协调和竞争成为中印在南海问题上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此，中国需积极应对、慎重处之。     

琅琊临沂孝悌里考

对琅琊郡(国)、临沂县、开阳县、华县、费县及孝感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辖区、治所等方面的考证,以及对<晋书·颜含传>中称其为"琅琊莘人"问题的辨析,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证明,颜子的二十四代孙颜盛任徐州刺史时,于三国魏黄初年间,由曲阜迁居琅琊临沂时的孝悌里,即今山东省沂南县砖埠镇的常桑杭村,从而说明颜真卿故里即今沂南县砖埠镇常桑杭村.     

历史时期琅琊区治变迁述论

今时，每每提及琅琊，时人无不想到秦始皇琅琊石刻、东晋世家大族琅琊王氏、书圣王羲之以及欧阳修笔下的琅琊山。可谁又能想到琅琊曾长期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历经数次变迁。本文主要通过对琅琊的区治变迁的阐释，以助今人对琅琊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地缘政治格局与清末滇军实力的变迁

近代以来英法逼近让云南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清末滇军兵制的演变和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变迁相呼应,从中法战争开始至民国初年,滇军的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巩固了云南传统的陆权优势,在保家卫国、重九起义、护国讨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浅析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特点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长足发展 ,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 ,其他商帮难以比拟。文章主要论述了山西典商在蓬勃发展中所呈现的开设当铺多 ,从业人数众 ;北多南少 ,分布广泛 ;资本构成多样 ,实力雄厚 ;经营灵活 ,业务多元 ;内外治理 ,严格有效等五个鲜明特点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论元末明初中国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之争

中朝边界自渤海、辽、金时期起 ,至元朝初年相对稳定 ,基本稳定在朝鲜咸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中叶以后 ,元帝国国势衰落。高丽王朝、李氏朝鲜乘机极力向朝鲜半岛东北部扩展领土 ,中朝边界迅速北移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