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感说"探讨古代文论的"神思说"

"神感说"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相感的一种范畴学说,它是基于中国古代原始思维之上的一种认知学说,涉及人的主体精神的诸多功能,对于艺术思维的激活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的"神思说"明显地受到"神感说"与佛教重神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精神意蕴的廓大,以及对文艺创作中想象和灵感诸范畴的启发等方面.     

关于"一米线"的困惑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外国人谴责中国人不讲规矩的帖子,心里很是别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一位外国人在银行办理业务时,一再提醒紧跟其后排队的中国人站到一米线以外,当一男同胞对老外说:"我们中国人是讲道德的"时,而老外却毫不犹豫地说:"可你们最不讲规矩"。遭遇如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象无形"与传统道器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按伦理精神结构的文化形态,伦理思想与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一套以"道德"为标准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传统道器思想对形、象、道、器等思想文化概念的解读,从哲学、审美、造型三个方面反映了传统道器思想鲜明的文化特色,并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的关系如同一枚铜板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从理论渊源上看,王国维的"古雅说"植根于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但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目的,是企图对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进行颠覆和重估,因此尽管中西两种诗学都参与了"古雅说"的建构,但前者是以"理论",后者是以"材料"的身份介入其中,二者并不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对话关系.正是由于王国维对西方天才理论的所谓"普遍真理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导致他在跨文化阐释中的失误.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论"情景合一"的发生机制

对"情景合一"的发生机制,"同构说"与"移情说"作出了各有所偏的解释,而中国传统诗学的分析则比较辩证,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圆形结构说"吸收了"同构说"的合理成分,针对"移情"唯心论提出了一种"移情"唯物论.     

从"移情"看中西审美差异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在西方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理论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审美必须要有客体对象;二是审美中主体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审美最终达到的是主客体对立的消失.若仔细分析就可发现这三方面内容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之间有明显区别,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没有立普斯所指的移情,且立普斯的移情说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核心--天人合一更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理论范畴.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对在华外资银行的政策研究

在华外资银行是近代外国资本在华从事金融活动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对待在华外资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党把对外国资本的理论认识与新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根据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变化,先后制定和施行了取消特权,监管、限制和利用、清理政策和办法。     

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

冷战后,南海的地缘位置与地缘环境决定了南海的价值。然而,南海问题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南海问题使中国不能有效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域安全,不能有力地保证中国的战略航道安全,并且阻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对策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     

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知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欧洲对华负面认知给中国和中欧关系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负面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形象、中国崛起、中国国内问题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认知四个方面。而我国除了理性看待这一问题外,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具体对策提升欧洲对华正面认识:从认知主体视角来看,需要拓展中欧不同层面的交往;从认知客体来看,政府官员需要学会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从认知情境来看,中国可参与更多国际事务;从信息传播媒介来看,需尊重和利用对外宣传规律。     

中国联通的营销策略分析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作为我国移动通信业的两大运营商,长期以来实现了对无线通信市场的垄断,其中中国移动又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分析和总结中国联通的营销策略.借助于品牌、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策略,实现全面的营销创新,借我国通信业整合重组之机,抓住机会,促成发展,是中国联通的当务之急.     

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遏制中国政策破产。美国选择了与中国"和解"之路,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软实力视角考量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可以分为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本体论层次的“中国模式”表征了中国崛起是一种硬实力的崛起,而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则意味着中国崛起是一种软实力的兴起.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是读懂中国、破除“大国崛起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欲对认识论层次的“中国模式”有真正的见解,文化的视角不可或缺.基于国家软实力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及其未来,中国将以“和平啒起的大国”、“文明复兴的大国”、“掌握话语权的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论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的微调

20世纪60年代是美中关系处于激烈对抗的时期,美国一方面通过越南战争来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努力避免与中国直接交战.为了解决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的对华政策,试图通过放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来缓和对华关系.虽然最后约翰逊政府任内对华政策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它却为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关系突破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大贡献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要包括了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等几个方面。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助于在新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论中国对非洲的软实力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洲的软实力外交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当前,中国对非洲的软实力外交既坚持对非政策的传统原则,并在新形势下保持适度的灵活性。通过尊重非洲国家和人民,完善政治文化价值观;增强经济吸引力,提升中国模式的示范作用;积极从事多边外交,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增加对非援助,扩大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外交工作,中国对非软实力外交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未来的中国对非外交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加强软实力建设,增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塑造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仍是中国对非外交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再谈李约瑟及其"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概括,对世界了解中国,消除误解与偏见作了极好的宣传.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不存在"拔高"或"说好话"的倾向.他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被译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无不妥.否定"李约瑟难题"缺乏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