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雀东南飞》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徐陵编辑了一本诗集《玉台新咏》,里边收着一篇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叙事长诗。徐陵之前,还有其他人编成的一些诗集,如《古诗集》、《众诗英华》、《古今五言诗美文》等。这些诗集早已亡佚,它们有的是否也收着《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     

《孔雀东南飞》试析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最早著录于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一书,题目叫《古诗为焦仲卿妻所作》,作者为“无名人”。诗前有序。以后赵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杂曲歌辞”类也收载了这首诗,题为《焦仲卿妻》,称“古辞”,并说:“《焦仲卿妻》,不知谁氏之所作也”。诗前亦载序文,字句和《玉台新咏》略有出入。现在一般人常取长诗首句以作篇名,称之为《孔雀东南飞》。     

谈《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人物描写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亦名《焦仲卿妻》,后人多取诗的首句代名,即:《孔雀东南飞》。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孔雀东南飞》是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是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它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时代问题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或称为《焦仲卿妻》,亦或以首句名篇,称为《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计有357句,凡1785字,在古诗中算是最长的一篇。其实,它之所以著称,并不只是在篇幅长,兼因它有多种的代表性。我们从这首诗可以明白封建制度下婚姻的不自由和家庭的黑暗情形;我们更可以从这首诗去了解古代的许多习俗、妇女生活状况以及古诗发展的迹象。所以,它既是名贵的文艺作品,也是重要而稀罕的历史资料。 本文的范围不拟涉及太广,只准备论定这首诗的写作时代。徐孝穆《玉台新咏》把这诗位于繁钦之后、曹丕之前,隐然认为汉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浅议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一篇完整的长篇叙事五言诗。它的出现,不但体现了中国民间诗歌的高度成就,而且标志着中国人民一贯争取自由幸福、反抗压迫的优秀传统. 这篇诗的主题思想,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它通过描写一对本来生活得很好的青年夫妇被     

《孔雀东南飞》疑义析解

《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它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古代文苑中典范作品之一。因此,建国以来,一向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以及高校文科教材。由于它的写作年代较早及其他原因,诗中难免有一些为今人所不易解的字句。本文拟就诗中的疑义,略陈己见,聊备同行教学时参考。     

从《婉容词》到《白塔桥词》——纪念吴芳吉诞辰一百周年

我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妇女总是处于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反映妇女悲苦命运的诗歌,历代不绝。如先秦有《诗经》中的不少弃妇诗(如《卫风·氓》、《小雅·谷风》),汉末有蔡琰《悲愤诗》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唐有白居易《琵琶行》、韩翃《章台柳》和柳氏《杨柳枝》,宋有陆游、唐婉《钗头凤》,元有戏曲《窦娥冤》,明有黄娥《寄外》等名篇。     

刘兰芝形象的典型意义

东汉末年产生的敍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陈朝徐陵编辑的《玉台新詠》,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宋朝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题为《焦仲卿妻》;后人多题为《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敍事诗。它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敍事诗和它鲜明的反封建主题,而且在于它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光辉的典型人物——刘兰芝,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对于这部作品,历代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基本上是着眼于写作艺术。解放以后,不少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文艺观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对它作了崇高的评价,这是必要而正确的。但是,有些评论也还存在着一个比较重要的     

“小姑始扶床”辨释

现行版《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小姑始扶床＂一句。＂扶床＂的释义众说纷纭,出现许多牵强之解,将＂小姑＂的年龄解为十岁左右。从典籍用例来看,＂扶床＂一词已见于南朝佛经,是文化交流引起＂床＂的形制改变后出现的。＂扶床＂有三个义项：本义为扶着床,引申专指儿童扶床站立或学步,进而泛指儿童年幼,经历了一个词义演变的过程。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版本及成书情况来看,原本可能无此句,＂小姑始扶床＂当源自顾况《弃妇词》。不能将＂扶床＂的＂小姑＂理解为十岁左右,＂扶床＂实指其年幼。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域中的《题都城南庄》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以仅有的28个字隐匿着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及其情感变迁过程,若是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去分析,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交织着强烈的“情”与“礼”,本我、自我、超我的矛盾冲突。为了协调冲突,诗人规训于“自我一理智”的调节,从而实现了本能欲望的“升华”,创造出了《题都城南庄》的千古绝叹,也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体悟诗人美好情感遗失的无限惆怅之情。     

《焦循诗文集》点校拾误

广陵书社出版的新编《焦循诗文集》合并焦循诗文著述十种,为焦循和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文献。鉴于整理点校对象多稿本、抄本,不免有种种版本烦难之处,点校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文章掇拾57条加以辨析,以就教于点校者及方家。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元好问对陆龟蒙的崇拜——兼就《论诗三十首》(其十九)的解读与各家商榷

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十九)主旨是赞美、仰慕陆龟蒙为万古高士,为他的百年孤愤鸣不平,并安慰龟蒙,无须理会、计较世俗庸人之输赢得失。诸家未能深究“春草输赢校几多”的涵义,未能了解遗山对陆龟蒙的长期热爱。遗山崇拜陆龟蒙,欣赏以陆龟蒙为代表的“晚唐风骨”,不仅因为遗山长期怀才不遇及目睹朝廷日趋腐败与龟蒙相似,借龟蒙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更是宋金两朝“陆龟蒙热”的组成部分。元遗山等宋金一流文人普遍崇拜陆龟蒙,确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有待深入研究。     

赵翼论新、旧《五代史》的文献价值与史学价值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新、旧《五代史》的研究大体包括“史法”和“史事”两部分 ,“史法”部分主要考察新、旧《五代史》的史料来源、体例、书法 ,评论其优劣得失 ,揭示其文献价值。“史事”部分主要是排比分散的材料 ,进行归纳和比较研究 ,从中抽象出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问题 ,探讨其政治得失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 ,揭示其史学价值。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韩孟诗派会聚洛阳期间的创作及其意义

元和二年至元和六年 ,韩愈、孟郊、皇甫氵是、李贺、刘叉、卢仝和贾岛等会聚洛阳 ,互相唱和 ,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孟郊在诗歌创作上求重、求拙 ,具有深刻的表现性 ;韩愈则以气势取胜 ,富于浪漫色彩 ;李贺、卢仝和刘叉在这一时期受韩愈和孟郊的影响 ,追求险怪诗风 ,因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于洛阳期间。贾岛的加入意味着韩孟诗派衰落。     

"叫"上位化的过程、动因、机制及影响

先秦西汉时期,"叫"的出现频次极低.东汉至隋,喊叫义"叫"的用例总数已略高于"唤";鸣叫义"叫"的用例开始出现.唐五代时期,"叫"在{喊叫}子域中的用例总数已跃居首位,但在{鸣叫}总域中,其文献分布率仍远不及"鸣".宋元时期,随着鸣叫义"唤""鸣""吟""啼"等的语素化,"叫"取得了{叫}概念域强势上位词的地位.明清至今,{叫}概念域基本上形成了"叫"一家独占的局面."叫"的上位化是子概念域两次融合的结果,子概念域融合的动因源自古今范畴化方式的改变,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也起了推动作用,子概念域融合的机制是转喻."叫"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之后,{叫}概念域的词汇系统大大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