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悖论叙事：新主流电影中叙事的“第三种选择”

新主流电影不再简单延续传统主旋律电影中“为国家牺牲小家,为集体牺牲个体”的压抑性叙事策略,而是营造对观众充满吸引力的戏剧性“道德悖论”困境,之后运用“去悖论叙事”手法使悖论危机获得圆满化解,帮助观众的压迫心理得到想象性释放,最终实现意识形态主题的顺畅表达。以艺术伦理学范畴内的“叙事伦理”切入分析,新主流电影主要选择以“情节叙事性”“人民伦理性”两种“去悖论叙事”方法,从传统主旋律影片“非此即彼”的道德悖论困境中成功抽离,潜移默化间完成了新主流电影“角色-观众”间审美的隐性置换。     

“新主流”视域下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工业美学探索——以《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为个案

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的最重要的潮流或现象之一。其中《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作品。这两部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题材,以全景视野统一架构起战争叙事中的宏观历史与微观视角,将诗意化家国情怀与写实性战争展现进行多维度的联结。这两部影片标志着新主流电影经历“外向型”和“内向型”两个发展阶段后,迈上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台阶。作为“新主流”与“类型创作”融合发展的标志,其一方面实现了对以往主旋律战争题材的承继与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探寻当代民族影像的艺术创新、文化融合与工业美学探索等,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百年中国电影的审美创造和艺术传统——导演群体与中国电影创作主潮之研究

电影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从早先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及其所形成的戏剧式电影形态,到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影坛的纪实美学、影像本体美学、新写实美学,和台湾"新电影"、香港"新浪潮"等电影创新潮流汹涌,正是不同代际导演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执著探索,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审美的发展和深入。在实践中,他们以艰辛的艺术创造建构了中国电影的两大传统:"人学内涵的现代电影"和"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前者强调电影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联系,以其社会人生呈现的"现实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内涵;后者在民族性格刻画中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独特创造,又使中国电影成为富于民族审美特质的现代电影。百年中国电影这些探索,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基本美学形态与国家意志

在“十七年”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电影创作虽然几经起落，但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教化意味与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导向，其电影美学形态演化在体现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也呈现出高度的国家意志特征。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艺术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凝视现实"、"抓住现实"、"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品格;以影像叙事艺术创造和电影表现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品格;以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写实的表现手法,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以在民族性格刻画中去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探索,确立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电影工业美学：当代中国特色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与实践

为了进一步研讨当代中国特色电影理论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在梳理美学、艺术学、电影艺术学、电影学与电影美学等学科的复杂学术关系的基础上,分析电影工业美学相关研究的体系构架,省思电影工业美学的学科建设意识,探讨电影工业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学理依据和布局特点。研究认为,电影工业美学是在国际电影学术理论学术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探索实践中,在当代中国现实和电影产业土壤中生长的“中国式”电影理论体系,是对新型电影观念和生产原则的总结和提升;电影工业美学的学术建构,要坚持立足中国本土,直面电影生产创作、体制运作、格局生态、工业化程度等境况与问题,既有哲学、艺术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学术、学理的依托,也基于电影发展的现实问题及电影人创作、生产和工业、产业状况,在理论/实践、继承/创新、传统/当下、外来/本土、工业/美学、艺术/商业等“二元张力”间丰富、重构着中国电影理论;在当下新文科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电影工业美学的思考、探索和争鸣贯注了学者们关于电影学、电影美学的学科建设自觉意识,具有相当的学术前沿性和学科建构意义,是中国电影学派的有机组成。     

中国新世纪电影的叙事问题及分治策略

讨论电影的叙事本身是一个随着语境和层次浮动的问题域。针对中国电影目前的叙事和诗学问题,可从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两个方向来分门别类地谈论和分析。这两个问题具有不同的问题指向性和解决办法以及各自的等级性。在电影的商业性层面上,须解决电影中的文化和接受问题,处理好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关系,处理好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接受美学意识;需要精心提升电影叙事技术和叙事谋略。在电影的艺术性层面上,则要对电影诗学进行建构,并形成中国电影情节信码模式,坚守伦理底线。这样建立一种思考问题域和解决方式之网络,意在为"从何种层次上谈论中国电影的叙事是合法的"这个问题澄清话语关系,做到研讨中国电影叙事的客观性。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中国与塞尔维亚电影交流的历史、现状及其创新发展

中塞电影交流,筑基于双方共有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交流开始于20世纪初叶,发展于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并在此期间达到历史高潮,在南斯拉夫解体及国家分裂时期陷入低谷,近十年来双方电影交流快速回暖。中塞两国应该巩固传统的友好关系,携手打造新时代的“中塞命运共同体”,让电影交流超越历史水平,获得创新发展。中塞两国电影交流要朝一些关键方向推进,既要发挥“共同体美学”在文本层面的引领作用,挖掘能够激发中塞两国人民共情的内容;又要大力促进中塞在电影产业层面的多领域全链条交流合作,从创作生产到发行放映,进行全方位深度合作,建设中塞电影产业共同体;还要在电影合拍实践、互增电影进口、强化商业合作、促进衍生合作等关键领域迈开新步伐,取得新成绩。     

走向“雕梁”——试论陆川的电影创作

陆川导演仅以三部作品面世就以其独特的影像世界从新生代导演中脱颖而出。其以创造新主流电影为理念,在体制中坚持了自我的艺术表达和关学观念,很好地将观众和艺术撮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了从艺术片的“雕蛋者”向新主流电影的“雕梁者”的转变,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标本。     

蒋孔阳是实践美学的创新者——对章辉博士评论的反批评

蒋孔阳是实践美学的总结者,但是,蒋孔阳不是实践美学的终结者,而是实践美学的创新者。蒋孔阳提出的“从审美关系出发”研究美学的思路,不仅是整个世界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对西方美学的主客对立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蒋孔阳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美学资源,正好显示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蒋孔阳关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人是世界的美”等命题也体现了蒋孔阳对于实践美学的创新发展,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蒋孔阳对实践美学的总结和创新是新实践美学的宝贵财富,新实践美学将沿着蒋孔阳先生的创新之路不断前进和发展,创新出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     

论市场需求与中西电影美学的嬗变

好莱坞类型电影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戏剧电影美学,而在现代主义电影理论影响下的欧洲艺术电影创作中,故事性和戏剧性常常是被弱化或消解了的,这也导致其在市场上遭受冷遇、最终不得不向戏剧美学皈依的现状.好莱坞戏剧电影美学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戏剧理论通过市场的整合,产生了中国早期的电影美学——“影戏观”.中国新生代贫困人生电影既蜕变于传统的“影戏观”,但是在市场的压力下又有策略性的背离,可名之为“新纪实影戏观”.     

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再谈共同体美学的三个维度

共同体美学作为电影美学的新方向，具有三个重要品质：其一是实践性，即同步追踪电影实践的新发展、新可能，包括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的发展变化对电影的影响，以及电影科技尤其是电影高科技如数字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对电影的深刻影响乃至改写与重写。其二是集大成，即要批判性、创造性、建设性、整合性地继承过去电影理论研究、美学理论研究当中有价值的成果。其三是承继性，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继承与转化，也是与世界电影精神互通的产物。或许，共同体美学可以提供一种理论方法、理论构架、理论模型，开拓具有强大包容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理论空间、理论张力、理论境界。     

论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美学走向

本文论述并揭示了改革开放20年中国电影的整体综合美学走向,有如“百川归海”,乃是新形势新条件下民族电影振兴与发展并走向当代的必然;而当代整体综合电影美学,融综合化与个性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变化性与恒定性于一体,“无流不纳”,则为当代艺术自然和电影世界存在与发展的自然之势、自然之理。     

大学艺术教育中的系统性思维建构——以＂电影音乐赏析＂课为视角的分析

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发展一种"系统思维"的方法。在电影音乐赏析课程的案例中,通过电影音乐文本的细读和多种知识背景的交叉综合运用来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习惯。该案例尝试启发学生从电影文本中发现问题,从影像叙事和音乐结合的艺术文本中,引出美学与社会学、伦理学领域的各种命题。该案例研究还注意到:自由而具有深度的谈话也是一种有效的思想碰撞形式,是达成思维模式的拓展和思维训练的有效方法。通过电影音乐欣赏课程来扩展学生知识视野,开拓、发展系统性思维的教学模式是可行的、有效的。     

巴赞关于电影语言和写实主义美学的论述

写实主义美学和电影语言分析是巴赞电影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电影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巴赞的电影写实主义美学根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也影响了巴赞对早期电影语言的研究。巴赞将电影语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划分为“给现实增添什么内容”和“揭示现实真相”两个阵营,他重点论述了后者的历史演进和关学意义,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巴赞的电影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建构中国电影语言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王家卫电影作品的开放性

王家卫是一位国际知名导演,他的电影以新颖的视听美感、碎片化的叙事以及对边缘化人物的情感表达,吸引了全球电影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梳理王家卫电影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艾柯开放性作品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的“留白”,从电影叙事、场景设置和剪辑3个方面对比分析了王家卫电影的开放性,探讨王家卫电影独特的美学及哲学思想,建立创作者、电影、观众三者之间的跨文化、多维度的对话空间。     

在非主流中发现中国美学

中国非主流美学,与思辨型的西方古典美学、与以语言分析和存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现代西方美学、与在这些西方主流叙事影响下孽生的各种“西学为体”的中国美学研究截然不同。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它是一种以汉语言为表述媒介,以诗性智慧为审美认知图式,以中国民族的生命自由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叙事方式。20世纪末意识形态的“午后化”,为探索中国非主流美学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作为叙事的电影——谈电影作品艺术中的叙事艺术

电影不仅是造型艺术,更是叙事艺术。本文以文本叙事学、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电影叙事的情节模式、画外音叙事以及作者干预三个方面,以张艺谋、王家卫近期新作为例,进行初步探讨、证明:不化是主叙事电影还是“淡化情节”的作品,叙事都是电影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