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新主流体育电影研究

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实践是构成电影共同体美学的主要现实根基。新主流体育电影家国叙事与个体叙事共通、现实质感与激情镜语共美、体育精神与生命意义共融的艺术特征,集中体现了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实践着对这一电影类型“再现代化”的探索,并因其题材优势,或为中国新主流电影实现“我者思维”与“他者思维”的融通探寻新的路径。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体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执政党、新的国家政体,对于民众来说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理想。新中国电影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了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1959年和1962年前后创造了两个高潮,诞生了一批经典社会主义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修辞系统。     

女明星：身体解放、都市景观与观众欲望——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明星是伴随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文化现象，身体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对个性的向往；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景观，女明星、电影和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观众对那些明星的崇拜和追捧则在于明星的“奇观”效应和满足潜意识中的某些欲望。     

“新主流”视域下中国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工业美学探索——以《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为个案

近年的新主流电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的最重要的潮流或现象之一。其中《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作品。这两部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题材,以全景视野统一架构起战争叙事中的宏观历史与微观视角,将诗意化家国情怀与写实性战争展现进行多维度的联结。这两部影片标志着新主流电影经历“外向型”和“内向型”两个发展阶段后,迈上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台阶。作为“新主流”与“类型创作”融合发展的标志,其一方面实现了对以往主旋律战争题材的承继与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探寻当代民族影像的艺术创新、文化融合与工业美学探索等,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两次毛泽东“热”现象的思考

文章认为尽管“文革”中及９０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现象表现不同、导向不同，但广大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热爱的真挚感情始终是两次“热”现象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今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应更理性化、科学化，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因而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文化建设。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新时期中国警匪电影的考索——从意识形态、现代性体验与新主流话语方面考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警匪电影发展无外乎是警匪片与公安片的翻转腾挪。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匪派生类型公安片，在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原则下，逐渐演变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分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警匪片，集中展示了现代化的视觉元素以及跨国追捕的异域情调，注重突出娱乐启蒙与现代性体验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警匪电影主要以合拍片的形式存在，香港导演在新主流话语的平台上找到了与内地意识形态和解的出路。展望我国警匪电影的未来发展，公安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将继续存在，但是警匪片则会逐渐呈现出两种趋势：大陆导演探索作者化风格的警匪片创作，而港式警匪片融入更具普适性、包容性的新主流电影创作。     

中国电影：叙事经济和意义创造

叙事经济注重市场效益,以全面提升电影票房为目标;但同时电影还应该具备符合大众审美和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新世纪以来,叙事经济成长的首先突破,是体制改革真正跨出了除旧图新的决定性步伐。叙事经济探索的另一个明显成果,是中国电影主流大片的成功推出,进而形成系列化生产,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和热评。第三个转变,则是电影创作新一代导演群体的登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意义创造的变革和求新。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源头,创意策划和编剧创作是形成一部电影生产的首要环节。然而在当下,中国电影里的创新性电影运作,在无法依靠现成文学作品为改编依据的状况下,也出现了立足自主创作表达意义的生产运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类型电影的策划意识和生产实践,已在我国电影中明显展现。同时,我国类型电影生产还存在一些问题：类型定位和类型特色还不够清晰、突出;中国类型电影的类型种类太少。类型片配置的全面性、多样性亟待加强;中国类型电影的商业为重、意义创造贫弱现象必须引起关注。电影必须力求达到叙事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综合效益,才能有益于广大受众和文化品格的提高。
关键词： 叙事经济; 编剧生产力; 民族文化建设; 意义创造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