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论孔子的编辑意识

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具有他的编辑意识。本文认为：孔子的编辑生涯应分为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两个阶段；孔子的编辑意识可分为“文化积累意识”“文化传播意识”和“文化导向意识”三种类型。孔子中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和“文化传播意识”，晚年时代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孔子编辑《诗》《乐》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积累意识”；编辑《书》《礼》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传播意识”：编辑《易》《春秋》的编辑意识的主流是“文化导向意识”。     

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体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执政党、新的国家政体,对于民众来说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理想。新中国电影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了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1959年和1962年前后创造了两个高潮,诞生了一批经典社会主义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修辞系统。     

女明星：身体解放、都市景观与观众欲望——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

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明星是伴随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文化现象，身体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对个性的向往；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景观，女明星、电影和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观众对那些明星的崇拜和追捧则在于明星的“奇观”效应和满足潜意识中的某些欲望。     

关于两次毛泽东“热”现象的思考

文章认为尽管“文革”中及９０年代初出现的毛泽东“热”现象表现不同、导向不同，但广大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对毛泽东热爱的真挚感情始终是两次“热”现象的主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提出今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应更理性化、科学化，应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因而要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文化建设。     

中国电影：叙事经济和意义创造

叙事经济注重市场效益,以全面提升电影票房为目标;但同时电影还应该具备符合大众审美和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新世纪以来,叙事经济成长的首先突破,是体制改革真正跨出了除旧图新的决定性步伐。叙事经济探索的另一个明显成果,是中国电影主流大片的成功推出,进而形成系列化生产,引起广大观众的关注和热评。第三个转变,则是电影创作新一代导演群体的登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意义创造的变革和求新。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源头,创意策划和编剧创作是形成一部电影生产的首要环节。然而在当下,中国电影里的创新性电影运作,在无法依靠现成文学作品为改编依据的状况下,也出现了立足自主创作表达意义的生产运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类型电影的策划意识和生产实践,已在我国电影中明显展现。同时,我国类型电影生产还存在一些问题：类型定位和类型特色还不够清晰、突出;中国类型电影的类型种类太少。类型片配置的全面性、多样性亟待加强;中国类型电影的商业为重、意义创造贫弱现象必须引起关注。电影必须力求达到叙事经济和民族文化建设的综合效益,才能有益于广大受众和文化品格的提高。
关键词： 叙事经济; 编剧生产力; 民族文化建设; 意义创造     

新时期中国警匪电影的考索——从意识形态、现代性体验与新主流话语方面考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警匪电影发展无外乎是警匪片与公安片的翻转腾挪。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匪派生类型公安片，在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原则下，逐渐演变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分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警匪片，集中展示了现代化的视觉元素以及跨国追捕的异域情调，注重突出娱乐启蒙与现代性体验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警匪电影主要以合拍片的形式存在，香港导演在新主流话语的平台上找到了与内地意识形态和解的出路。展望我国警匪电影的未来发展，公安片作为主旋律电影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将继续存在，但是警匪片则会逐渐呈现出两种趋势：大陆导演探索作者化风格的警匪片创作，而港式警匪片融入更具普适性、包容性的新主流电影创作。     

“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基本美学形态与国家意志

在“十七年”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电影创作虽然几经起落，但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教化意味与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导向，其电影美学形态演化在体现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也呈现出高度的国家意志特征。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