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

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良知是呈现”如何可能

熊十力建构哲学体系之目的在于"见体",见体之工夫,就是良知之呈现。"良知是呈现"既是哲学命题,也是道德实践的要求。良知是个"实",故其有实践的力量。良知是本体,故其能涵摄一切而为宇宙之大主;良知又是即本体即工夫的,故其有体用不二之特性。良知又即生命,故其精进不已,故故不守。通过对"良知是呈现"进行阐释,既可以厘清熊十力思想体系中的体用、内外、本末关系,也能展现其关于本体论、心性论与人生论的思考。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致良知和成圣工夫

基于致良知学说,王阳明阐发了人的道德本性,赋予人以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自律性以及道德完善的自足性。他指出:人是一个本性自足的存在者,其本身就具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之源(良知),不需要任何其它的外在权威来规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他还改造了儒家的传统圣人观,剔除了其中关于圣人标准的才力(知识技能)因素,认为道德性乃是衡量圣人之为圣人的惟一标准,由此解决了“满街都是圣人”的理论可能,并指出:致良知就是为圣之功。这对以知识态度来审视一切以致把人类自己物化的危险倾向不无现实的警醒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提要]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他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陆原静为学进路的展开及其意义

作为阳明高弟,陆原静素以喜好修养工夫为人所熟知。《传习录》收陆原静的问学内容,较为清晰地展现其从博学、养生到致良知的学思转进。转进始终围绕如何认领良知的为学进路问题展开,并反映出追求良知、体悟良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知识化追求与对象性体认。而这种追求的特殊意义在于:使得良知在知识进路与对象性体认的主导下演变成一种思辨话语,从而丧失成德工夫的有效性。陆原静在为学进路上的困境与转进,既是王门弟子广泛出现的问题,也是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所要解决的重大弊端,从侧面显现致良知教作为为己之学的本质特征。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王阳明"致良知"观念与其道德修养方法关系之探析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核心。在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 ,王阳明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 ,如立志自信、克己省察、静坐、事上磨炼等。本文着重探讨了“致良知”与其一系列具体的道德修养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求深入揭示其理论内涵 ,展示其精神意蕴 ,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见在良知"说的核心焦点与体认维度

"念念致其良知"何以可能? 这不仅是聂双江、罗念庵质疑王龙溪见在良知说的起点,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实践困境. 双江、念庵立根于"未悟之因地",而龙溪立根于"已悟之果地",其"独知""当下一念""直心""自照自察"等工夫具有非对象化体认维度. 泯合对待、当下呈现、自证自知、自我圆成,这是龙溪与双江、念庵对象化思路的根本差异,也是双江、念庵无法契会龙溪思想精义之所在. 通向这一境地的契机是以"信得及良知"来纯化意识,回返本真. "见在良知"所彰显的"不二"维度,将儒家心性工夫的超越性、主体性意涵发挥至极.     

论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道德哲学

文章从道德的根据、道德认知的方法和道德实现的途径几个方面 ,论述了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思想。指出王阳明以先验的“良知”作为道德的本源和根据 ,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和尺度 ;以先天的道德情感的直觉判断为道德认知的基本方法 ,排除理智推理和感性见闻 ;以格物致知和致良知为道德实现的根本途径 ,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思想可以为现时代如何摆脱道德价值困境提供某种教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