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基于数字光处理技术的3D打印机系统设计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国际贫困标准还是采用国家贫困标准衡量农村居民贫困,社会资本均具有减贫效应;同时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而非农就业降低了农村居民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解释机制显示,社会资本可通过影响农村家庭非农就业,进而缓解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因此,在解决农村居民贫困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资本与非农就业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居民的脱贫。     

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

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8年调研数据,构建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影响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验证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会随着自然灾害强度的增加而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嵌入,会弱化自然灾害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信贷约束却会强化这一影响。这意味着现阶段面对自然灾害冲击,农户家庭成员应积极尝试非农就业,不仅能够促进资本存量重构,还可以缓解家庭生计压力,增加农户家庭收入,避免农户家庭因灾致贫。     

资源禀赋对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秦巴山区40个村庄6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秦巴山区农户的脆弱发生率显著高于贫困发生率;人力资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都会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发生率,自然资产对农户脆弱性的影响为负;村庄外出务工比重、清洁用水比重等都会降低农户脆弱性;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会促进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产对脆弱性的缓解作用,但对社会资本降低脆弱性的作用会产生反向影响。     

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民生计模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户的生计模式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实现生计模式多样化。本文以甘肃省秦巴山区的文县、康县和西和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生计模式选择中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农户传统生计模式的自然环境基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耕地面积极少，且碎片化现象严重；(2)当前研究区域农户的生计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有农业单一型和非农型两种；(3)耕地面积和生产工具对农业单一型农户生计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但不具有显著性；(4)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干部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是决定农户由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同时家庭固定资本、获得信贷的机会、现金收入等也对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生计模式转化起到促进作用。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阶梯钻钻削AISI4340的轴向力和刀具温度研究

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视角,引入非认知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各维度按照影响程度高低依次为积极自我、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与纯粹农业策略相比,选择非农就业策略或农工兼业策略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策略和农工兼业策略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户非认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加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最终实现相对贫困的缓解。     

城市近郊农户非农就业和宅基地流转意愿作用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的问卷调查

以南京市栖霞区579户农户为样本,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户非农就业与宅基地流转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非农就业和其宅基地流转意愿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中,农户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农保对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从事的职业对是否存在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是否参加新农保、宅基地数量、宅基地面积、房屋建筑时间、对抵押权的态度和对处置权的态度对宅基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职业、家庭人口数、宅基地的取得方式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研究对未来的宅基地流转政策和鼓励非农就业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也建议政府部门可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