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反思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８１章是冯先生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后所做的总结，也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在这一章中冯先生提出了关于两种辩证法思想的问题。与他以前的论述相比较，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明显的发展。冯先生关于辩证法思想的论述，有深远意义，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胡适的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的哲学史观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史观演变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地界定了哲学史的含义、对象和目的；(二)在哲学的起源上坚持杜威的“问题说”；(三)在哲学的发展根据上坚持多元的因果观；(四)把哲学方法看作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和内的线索；(五)对中国哲学的传统进行现代审视，尝试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简评

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志向,及对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极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本文通过探索冯友兰先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心理历程,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批判的精神,惟有保持精神独立、自由思想,才能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思想创新。     

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

写的“中国哲学史”会不断地被改写或重写,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呈现“马克思主义化”的继续展开、继续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回归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整合式创新等主要建构模式。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关注全球性问题和学术的世界性因素,探求新的哲学范式,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突破。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

陈黻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之一。当年选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北大学生,不少入对其讲课内容与授课方法曾表示过不满。但正是陈黻宸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启发了后辈学者追求对西学的了解,深化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促进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态”与“不成熟性”既构成了陈黻宸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特色,又体现了陈黻宸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历史贡献。     

试论张岱年“问题解析体”“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先生的一生,以研究哲学、哲学史为志业,在与其兄张申府先生共同创立“新综合哲学”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研究、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范式,即“以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的研究范式与书写范式(张岱年先生后来称之为“问题解析体”),为中国哲学的创新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大处着眼──纪念冯友兰先生诞生100周年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有从世界历史文化的高度，才能看清冯先生工作的现代价值。他通过关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反思，并将丰厚的历史编篡学成果与西方逻辑分析法的若干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在“贞元六书”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都是他所理解的民族精神的哲学抽象；“志艰危，鸣盛世”是“贞元六书”内在灵魂的最恰切的表述。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关于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构想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又是当今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普遍开设的课程。但是,近年来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却开展得不够。必须进一步完善其理论体系,才能适应该学科发展的需要。本文对该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回顾和评析,进而对该学科的定义及体系建构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