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城市化演进的结构性问题

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福建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展大大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究其原因,直接原因在于城市化演进的特殊性,是在"二元经济结构"强化背景下、在需求与供给不对称条件下、在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脱节情况下、在非市场化方式下推进城市化的;而深层原因则在于结构偏差导致的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进而极大制约了城市化发展.加速推进福建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偏差的协调.可供选择的路径主要有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带动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以推动城市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促动城市化.     

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印两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数据比较考察了开放经济格局下中印两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并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验证了1978-2011年两国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主要结论是:不同的改革开放策略导致了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演变,中国城市化得益于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印度城市化更依赖于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而前者在城市化发展初期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是推动城市化的必经之路;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发展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保证;同时,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城市化水平。     

工业化弱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障碍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城市化的经济前提包括 :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产业结构的递次升级、高素质企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具备了这样四个条件的工业化进程会相继产生两次劳动力转移的浪潮 ,继起地将一个国家送达城市社会的彼岸。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从来没有全面地具备城市化的四大经济前提。当前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在于企业弱质 ,并因此导致重工业化过程受阻 ,二者共同决定了非农产业就业扩张困难 ,城市化乏力。因此 ,要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提高工业化质量 ,夯实城市化的经济基础。     

东北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互动机制研究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是互为影响、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能推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在分析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对东北地区1952-2007年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进行了特征分析,通过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城市化与代表产业结构演进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长期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工业部门,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没有完全支持产业结构演进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理论假设,却支持了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的理论假设.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

工业化弱质是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城市化滞后直接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市场扩张乏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和乡镇企业素质难以提高,这又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中国跨世纪面对的重大课题,需要采取如下对策：提高工业化质量,调整城市发展方针,制定《中国小城镇发展法》以及建立城市社会新秩序等等     

经济结构的进化与城市化

城市化的进程与经济结构的进化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工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须依托于规模经济和积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也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化的进程将加快。城市化是解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关键。     

城市化滞后：扩大内需的深层梗阻

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相适应,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村需求增长,影响农民消费需求向市民消费需求升级换代,影响城市建设和民间投资,成为扩大内需的深层梗阻。要扭转城市化滞后局面,必须消除其行政壁垒、观念壁垒和利益壁垒。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规模扩大,农业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调整,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当前应加快城市化步伐,带动需求全面增长。     

中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

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建国后中国依次经历了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 ,弱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 ,正在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其中关键的环节是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 ,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 ,为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其次 ,城市化进程将有力拉动市场扩张 ,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市场空间。为此需要加快制度创新 :简化、降低城市设置标准 ,赋予国民以自由迁徙权 ,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滚动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 ;提高城市对主导产业R&D投入 ,关注贫困等。     

江苏省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与分析

从广义城市化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环境改善于一体的区域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模型及对因子分析结果的辅助聚类分析,评价了2000年江苏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研究表明,江苏城市化进程快步推进,各城市发展的区位特点明显,南北城市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苏中、苏北具有后发优势。要进一步提高江苏区域城市化水平,应加强政府对城镇体系的宏观调控,注重发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通过政策面上的协调,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和良性循环。     

以人类发展的视角看城市化的必然性

当今影响全球发展最显著的问题之一当属城市化问题,人类发展观坚持"实现人本身的发展",应该成为思考城市化问题的理论基础.以人类发展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兴起和演化均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人类在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在前工业化时代,人类需求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工和农业剩余初步推动了城市化;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人类需求的提升以及伴随而来的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目前全球很多地区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人类需求的进一步提升和需求结构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使城市化进程达到高潮.应该充分认识城市化的必然性,尊重城市化的内在规律,充分尊重人的选择,重视人类发展的需要,提升城市化质量,推动以"人类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开始,并以改革开放为界,经历了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其发展过程呈现出先被动后主动、劳动力职业的转换快于地域的集中、政策效益大于市场效益、地区间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不协调的特征。在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并总结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化水平,探讨其差距及发展趋势,以期为研究制订城市化战略提供依据。     

双重城镇化率的演变过程、面临挑战与应对策略

当前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横隔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双重城镇化率的存在,源于与资本原始积累相依存的城乡二元体制与要素价格剪刀差。通过该制度的设计,人为地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在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这种城镇化模式还有发展的空间,当农村劳动力供求出现“拐点”,这种城镇化模式就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必须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取代传统的城镇化。用户籍人口城镇化取代常住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外来人口实行居住证制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渡性措施,或作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过渡性措施。但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模式,是既保留农村户籍又持有城镇居住证。这就决定了双重城镇化率将存在很长时间。     

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对策探寻

主要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和障碍 ,拟出一些对策方法。其中主要有关于城市化进程阶段性目标的制订 ,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 ,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及农村经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对策措施。     

中国“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耦合性研究

城市化作为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所构成的复杂运行系统,其内在要素的耦合性程度高低对于城市化的正常运转及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对“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的综合测度及耦合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基本呈现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运行格局;其经济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东部地区为主,人口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城市化导向型的省区多以西部地区为主;我国的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及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总体均处于耦合性的拮抗阶段,但就空间分布来看,人口—经济城市化、人口—空间城市化、经济—空间城市化呈现为多数省区处于拮抗阶段、少数省区处于低水平耦合和磨合阶段的发展状态;而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却全部位于低水平耦合和拮抗阶段。     

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城镇化发展的方略也各不相同。黑龙江省城镇化发展中,在质量、城镇化率、统计方法和规模结构等方面问题突出。应制定符合省情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提高城镇化质量,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辽宁省城镇化道路研究

辽宁省城镇化呈现出城镇化率较高但增长速度缓慢、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特征,“十二五”将是辽宁省城镇化突破瓶颈进入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城镇化道路内涵为基础,对辽宁省城镇化道路进行分析。辽宁省城镇化应选择与工业化同步适度发展模式,采用在城市反哺农村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发展模式,选择大中小城镇结合并举的城镇规模结构,选择集中与网络相结合的空间布局,运用市场推动、政府导向的实现机制,走多样化和集约化相结合的实现道路。     

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研究

目前 ,关于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只把人口城市化作为唯一的测度指标 ,这种做法不免有些片面。本文提出了全面评价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模型 ,并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     

城镇化的绿色路径与生态指向

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关于城镇化的深入探究必须紧密联系工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由于分工深化和高加工度,在资源利用效率水平提升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却大幅地增加了物质资源的绝对消耗量和消耗速率。因此,中国必须走绿色城镇化发展道路。绿色城镇化发展既要求技术方式的改变和调整,更要求包括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在内的全面系统性变革;现阶段应该重点推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绿色升级,并尽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这次城镇化,为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遇。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高级纲领和目标应该是建设生态城市。绿色城镇化发展将成为最终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工程。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

城镇化实质就是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城市扩张的表现和结果,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通过对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的调查,描述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及其被边缘化的现象,初步分析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提出近郊村落城镇化水平需要依据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水平、入居环境的城镇化程度、居民身份的转变情况、基层管理的转换状况、社会保障的享有水平等核心指标进行度量.比较而言,不同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进展与水平呈现出一系列共同性,但也存在着众多差异.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特定意义上就是“去农化”和“趋城化”2个方面的结合,根据“去农化”和“趋城化”的状况,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可以分为“脱离农业的村庄”和“留存乡村因子的城镇社区”2种类型.     

中西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

受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演变为以“集中居住+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从经济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浪费了财政资源以及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从政治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以及社会不稳定。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政府行为,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