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参两”说及其与“太极”之关系

《正蒙》中有《参两》篇，先儒与时贤对“参”的音义理解意见不一，或读解为“参”或读解为“叁”。其实，张载“参两”之说先见于《横渠易说》，后备于《正蒙》。从文本疏通和义理阐释两个方面对《横渠易说》中相关条目进行分析可知：“参两”非单以数论，而当合以象言，描述的是现实世界活泼泼的生命，应读为“参”而非“叁”；相应，《正蒙》中应为《参两》而非《叁两》，“参两”在更深层次的内涵上是穷理尽性，与“太极”密不可分。“参”虽包含“叁”之义，实则意蕴更丰富，并具参合之义，生动具体描述了太极之道的一与两合为叁以及参合化生之义。即是说，张载的“太极”一物而兼有乾坤两体，在太虚之气的场域下，本质上“太极”是气化生生流行不息的状态，是一种动态图景。“太极”与“参两”的关系为“参”是“太极”气化生生表现样态的定性，“两”是“太极”气化生生的动因。     

《尤利西斯》的原型解读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杂糅的、碎片并置的、开放性的小说，所以不易解读，被评论界誉为“天书”。运用“原型理论”，通过对比史诗《奥德赛》的结构，解读和诠释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以西方文学的源头（史诗《奥德赛》）为基石，在结构、母题、人物、象征等方面与古希腊神话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冒险经历对应起来。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毛传》“独标兴体”的讽喻意蕴

《诗经》中的“兴”，是古人借诗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人们用《诗经》的“兴”法来讽喻时政，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抒发情怀与志向。“兴”不单是一种简单的引起，它还是诗学中的一种讽喻性诗体。《毛传》“独标兴体”揭示出了作品中隐含于物象中的与讽喻相关的政治意蕴。“兴”在诗歌中具有一种对人进行“启发、鼓舞、感染”的社会功用。     

《西游记》《南游记》与顺昌民间大圣信仰

阐述了“大圣信仰”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与《西游记》的关系，结合阂北山区“猴神崇拜”和顺昌大量的“通天大圣”碑刻遗存，认为大约于元末至明中叶，顺昌就形成了“大圣崇拜”。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早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余象斗《南游记》中分别描绘了“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与华光的关系，说明顺昌“大圣文化”遗存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元杂剧、平话阶段的实物佐证。在此基础上，对大圣文化与顺昌文化产业提出了思考。     

今存孙鑛《文选》评本述略

今存收录孙嫉《文选》评点的著作共有三种：闵齐华刻《文选瀹注》、卢之颐重订《文选纂注》评本、于光华《文选集评》。《文选瀹注》首刻即录入孙镀评点，此书遂亦称《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后来它被多次重印重刊，或收孙评或否，或朱墨套印或墨印，但名称沿习不改。后出的卢本所录孙评虽然不多，但没有与《文选瀹注》重复者，原因还只能阙疑。《文选集评》在“凡例”中声明录入了《瀹注》所栽全部孙评，又因它在今天远较《瀹注》易见易得，当今学者研究孙镄评点往往即以之为依据，但经笔者将两者仔细对照，发现事实并非如《集评》“凡例”所言。研究孙嫉《文选》评点，实应据《文选瀹注》，并参以卢本。     

《太平御览》中的“唐书”考辨

《太平御览》作为我国重要的类书，其中所引“唐书”部分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其史源，有人认为是《旧唐书》的某个旧本或某版国史；有人则认为是包含《旧唐书》、国史、实录乃至笔记小说等多种唐代史籍的通称。其实《太平御览》所引书目颇为混乱，常有张冠李戴的情况，所引“唐书”部分多有不合《旧唐书》、国史、实录体例之处，当是出自《通典》《唐会要》等史籍。且有证据表明，即使看似与《旧唐书》相合的条目，通过仔细比勘，也能发现其中文本差异难以用传抄讹误解释，而是另有史源。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太平御览》所引“唐书”视为某一特定书籍，而是多种史籍的通称。     

闺塾师的创意——《笔生花》的隐秘诉求及其在女作家弹词链条中的地位

从陈端生的《再生缘》到侯芝的《金闺杰》、《再造天》，再到邱心如的《笔生花》，清代女作家弹词形成了一个阅读、批评与创作相交织的链条，后一部作品是对前一部作品的回应和再创造。《再生缘》的“颠倒阴阳”引起了包括侯芝在内的闺秀才女的非议，而邱心如在继承《再生缘》“为女子张目”主题的前提下，对故事的框架和具体细节都作了一些巧妙的设置，既隐秘地表达了她的诉求，又使文中的叛逆性始终包含在温情的道德氛围中，体现出她作为闰塾师的创意。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汉字之“象”论古典艺术中的“实象”与“虚象”

如同汉字一样，艺术中的形象来自对自然物象的模拟。自然物象或有形，或无形，在有形中化其虚，在无形中求其实，这种思维源自汉字的象形思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也代表着艺术创造的完美至境。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