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寻”“常”及其连用关系考释

分别考释了“寻”和“常”的本义和引申义 ,也考察了它们同义连用的意义来源 ,推定“寻常”做形容词时 ,为“平常、普通”的意思 ,是由“寻”和“常”的本义连用的比喻义引申而来 ;当“寻常”做副词时 ,为“经常、常常”的意思 ,是“寻”和“常”的本义分别引申为“经常、常常”的意思 ,再同义连用而成     

竹枝词中的“叶榆”、“僰子”及其他

清代竹枝词中的“叶榆”、“鹤拓”是大理古代地名,“云南”是祥云古代地名;“白人”、“人”、“西爨”、“白蛮”、“夷”是历史上对白族先民的称谓。竹枝词反映了大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描写了大理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具有史料价值。     

从“四时”学说看宋玉“悲秋”主题

宋玉《九辩》颇受阴阳学说影响,“四时”和“四方”所构成的“阴阳-四时”体系是宋玉“悲秋”主题的哲学基础。这一体系对其“悲秋”主题有莫大影响：一是“秋”在被纳入“四时”体系的过程中,完成了“政治化”与“哲学化”的转变,大大丰富了“秋”的内涵;二是在“四时”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秋”与“忧情”“愁言”产生关联,“秋日”言“愁”成为一种顺应时令的情感表达方式;三是《九辩》中主人公“逆时而动”的情节,将“悲秋”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层次,展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隔壁”与“邻居”

邻居这个词在我们土家农村叫做“隔壁”。进了城以后,我随大流,将“隔壁”改成了“邻居”。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是“乡巴佬”。     

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考“尚”

“尚”是一个本义失落的字。在古文中,“尚”、“上”相训,二者都是指事字,在“高”、“尚”、“上”三者比较中,“上”又是“尚”的亚状态,它仅仅指地平面上的物,后成为一种泛指,初义比“尚”又低了一个层面,但二者的确指性都是明了的,虽然高度不同,一在屋脊之上,一在地上,但上部的位置都是一致的,故而能互训。明白了“尚”的高度性指示性质,由“尚”转化的意思就比较易于理解了。     

“孰”与“孰与”析

一、“孰”是“熟”的古字。《说文解字》:“孰,食饪也。从(?)声。”本义是加火把食物煮熟。而后,“孰”被借去表示疑问的代词,通常指人、指物,相当于“谁”、“什么”、“哪一个”的意思。后来为其本字选了新字“熟”,所以“孰”、“熟”成了古今字。“孰”的本义逐渐消亡了,而假借义却被经常使用了,“孰”本来是实词,后逐渐虚化,变成虚词了。“孰”作为疑问代词,其意义和语法功能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如:①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     

“贫”与“穷”的历史更替

“贫”与“穷”在“缺少财物,贫困”义上,存在着历时替换过程,其变化的动因是“贫”的语素化。演变的大致路径是：先秦由单音词“贫”袁示的“缺少财物,贫困”这一概念,中古以后逐渐被双音同义词“贫穷”所取代,宋元时期又被单音词“穷”所替换,是“贫”语素化的结果导致了“穷”对“贫”的替换。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特点是：建立了所谓的“总统集权制”;逐渐背离“一中”原则。尽管经过7次“修宪”,台湾地区现行“完政”秩序中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结构,这是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基础。台湾地区从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着“宪政困境”：在国家统一之前,以台湾地区居民所拥有的部分“制宪权力”进行“宪改”,属于“违宪”,不具备合法性。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坚持所谓“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无解。“公投入宪”尽管设置了未来“修宪”的高门槛,但为“台独”分子彻底毁弃“一中”原则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之所在,有可能会将台湾地区的“宪改”引向歧路。     

也谈“VP+去“

文章通过对“VP 去”句式的类化分析,认为“VP 去”包含两个类别:“VP 去1”中VP修饰限定“去1”,表明“去”的方式、时间或是对象,“去1”是实义动词,凸显自身的动作行为;“VP 去2”中VP是目的语,“去2”虚化为动态助词,与“了、着、过”构成一个完善的体标记词类系统。     

普方古视角下的“了1”“了2”“了3”研究

目前语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把“了”分为“了1”“了2”,“了1”用在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一般认为是动态助词;“了2”用于句末,表示语气,是语气词。但在临淄方言中,“了”却呈现为三分样态,无论在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上,都有不同的特点。现代汉语其他方言和近古汉语也都有支持将“了”三分的语言例证。最后,我们倾向于普通话的“了”也应该三分。     

教师教育研究的“少“与“多“

教师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实践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众多的研究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过去到未来的全方位探讨。然而,“太多的移植”、“太多的描述”、“太多的回顾”等不足却存在于研究中。为此,“少些移植,多些本土”；“少些描述,多些实证”；“少些回顾,多些当下”应该是教师教育研究的明智之举。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汉语言的“局限性“和“包容性“

从语言的表现形式、结构形式和语言材料几个方面列举了汉语言的歧义现象,说明正确理解和使用语言,不能无视语言的“局限性”和“包容性”同时存在的特点,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文章是有机统一体,是思想、思维、文化、审美在使用语言表情达意、构建和谐言语网络的产物。只有进入言语网络,“因文明道,因道悟文”,语文教学才有高效率。这是语言“局限性”和“包容性”给语文教学的启示。     

“與”“与”考源

“與”字为“譽”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與”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與”简省而来的,“ ■”、“■”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探讨主体性教学“双体“与“互动“关系

“双体”与“互动”是依据《教学论》和《学习论》的一般性原理 ,遵循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 ,从“教”和“学”二个侧面探讨主体性教学过程的发生、发展。把教师的“教”置于学生“学”的活动之中 ,学生的“学”又融于教师“教”的过程 ,最终找到“教是为了不教”这个最佳临界点     

论“简”、“达”、“雅”与科技翻译

科技英语翻译的首要目标是准确 ,但也不可唯“信”而不“达”不“雅”。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其“达”是行文严谨 ;而“雅”则是语句简练、通顺。逻辑关系、汉语语言习惯和使用行话是科技英语翻译臻至“达”、“雅”境界的重要方面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论王士性“游道”的“常”与“非常”

王士性凭“宦游”构筑起与众不同的“游道”。他的“常”道是对旅游价值、旅游目标、旅游书写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身为官员,王士性的旅游活动穿插着众多从政经历,其为政之德是王士性“游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非常”道。王士性凭借旅游实现了身份自由切换,丰富了“游道”的内涵,为人的全面发展作了新的注解,有利于解决旅游实践中的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