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的代言者——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小说消解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庄严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还原了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和生存真相，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后市民所形成的感性化、欲望化、平面化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具有趋同性。表现在作品以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人物对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抵制和拒绝以及作品对浪漫爱情的消解。因此在这一层面将“新写实”小说视为市民文化的代言人。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从与后现代主义对立的视角看

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背景下来加以认识 ,所以其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一直未被揭示出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抗衡根源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都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和激情批判 ,但这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激情批判 ,从而在激情批判中所建立的也是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这种积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积极意义     

“后现代性的悖论”的哲学分析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早已来临,它不仅已经越来越引进西方和东方各国学者的关注,而且中国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对其在中国当代文化上的影响作出恰当分析。本文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更多地应当从“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本身去理解和把握,不要附加给很多评论者的主观意志。实际上,“后现代性的悖论”就生动地写照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消解现代性的渴望、一种现代社会自身悖论的反映。     

哈贝马斯话语语境中的理想社会

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20世纪晚期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新自由主义以启蒙的继承者自居，对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赞美，并从普遍主义出发主张西方社会的现在预示了所有非西方社会的未来。”而“后现代主义则以启蒙的批判者自居，现代化的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或者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利奥塔），或者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福柯）。”哈贝马斯的观点既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那种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又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那种悲观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或者说，他的思想始终是在对启蒙的热情赞美和严词谴责之间寻找一个稳固的平衡点。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伦理风险与虚无困境

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创造力和技术想象力正在以“数字化身体”为焦点，重塑数字生活世界。一方面，数字化身体以一种数据信息流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传播和应用，塑造了高度流动性的场景。另一方面，在全景展示社会中，数字化身体不断建构符号化、流程化和同质化的主体暴露美学，为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叙事和场景叙事提供了可供性。基于数字化身体景观的涌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强大的“数字世界再造”导致生物识别数据隐私泄露和自主性丧失、社会信任危机与群体分化、政治舆论变异和社会民主破坏、后真相与本体性安全丧失等伦理风险。进而，在超真实的数字化世界中，现实世界被虚拟世界遮蔽而引发人的认知、伦理和生存的虚无化，从而走向真相与假相的内爆、真相衰退与认知无能、图像制造的道德悖论以及主体性剩余的虚无困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内在的虚无主义力量，关键不在于确定性世界和确定性观念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生存论哲学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技术对人的单向度地反噬和异化，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建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后真相”时代传播符号的“意义契约”重建

若要对西方世界“后真相”时代诸观念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回应,研究者应回到述真的基础结构来阐述“后真相”的核心特质——“后真相”现象隐含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当今求“真”问题的主要对立范畴由“谬”向“伪”发生转向。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后真相”须作更辩证的考察。它一方面造成了众声喧哗与真相迷失,同时也隐含了新语境下传播求真的线索。若将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置入当今语境,须在其“是”（being）与“似”（seeming）的二元基础上增加“施”（intention）这一主体性维度,从而构筑“对象”“表象”“意向”的完整述真模型。进而可推演出,以“诚”为基础的“意义契约”将是处置当今“后真相”时代传播求真的普遍有效符号策略。     

景观的迷宫：“德波—凯尔纳之辩”与“后真相”的挑战

在spectacle一词的论述与使用中,在学术界存在着模糊地带：到底是沿用spectacle的使用者德波的“景观”概念,还是沿用凯尔纳的“奇观”概念。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两种学术进路的出现,导致了概念混乱与认知偏差。在冷战结束的全球化时代中,建立于大众传播技术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奇观”概念由于贴近实际,一度更具解释力,它助推了现代主义传播理念及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但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后真相”的挑战与全球民粹主义崛起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又重新宣告着“景观”概念的回归。“后真相”成为关乎spectacle的终极追问,“德波—凯尔纳之辩”关系到“真相”是否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真相”到底是否存在,或是它只是景观之一,关系到新闻的价值实现问题。     

后现代美学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

后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审美现代性的反对首先从审美问题的外在结构出发,寻找社会权力结构在审美主义中的体现;其次,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倾向导致了对传统哲学话语的消解,而后现代主义美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现代主义美学话语进行了具体的批判;最后,后现代主义美学与当代激进社会理论的联系又为这一批判增添了更多的理论内容。     

“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危害及应对策略

“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传播具有信息杂糅化、叙事情感化、舆论去中心化等特征，其与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相耦合，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历史虚无主义将“蒙太奇”手法运用于繁杂的信息处理、传播过程中，借助感性优先的情感化叙事裹挟网络群体情绪，从而拼凑、虚化历史，造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文化认同解构以及动摇党执政地位的危害。应对“后真相”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唯物史观大众化；加强网络治理，培养媒介意见领袖；变革历史教育，增强群众辨识力。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网络意识形态的后真相症候及其应对策略

在网络技术座架的加载之下，网络意识形态日益烙印了虚假谣言遮蔽真实信息、情感驱逐理性的“后真相”特征。真假待辨的拟态环境失焦、真假不辨的数字鸿沟加深、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熵增等是网络意识形态典型的后真相症候。追问网络意识形态的失“真”因由，主要存在情感至上的非理性化、个体驱动的去中心化、负面取向的偏向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外来侵扰的迭代化等。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后真相症候需要对症施药，坚持创设有益拟态环境、管控数字资源、甄别意识形态问题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需讲究宏微策略，于宏观层面做到正面回应、负面限流、侧面引流；于微观层面推动全媒体时代的迭代更新、融合发展，做好“正能量”“管得住”“用得好”的议程设置，释放行业协会、头部媒体的自建自治效能，培育个体延迟判断、理性冷静、查找证据的媒介素养等。     

“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     

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中大学生的情绪引导

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话语权不断由大众媒体向下流动,公众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当前真相滞后、个人主观意见优先的时代特点对公众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变化造成了较大影响。大学生作为伴随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后真相”现象的蔓延极易导致大学生面对事件真相情绪失控,助长网络暴力的发生。本文旨在研究大学生在面对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时的情绪体验以及相关的情绪引导方法,以期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破解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暴力情绪引导难题。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理性至上主义、旧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文章专门以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有些过激之谈和片面性，但其彻底批判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值得赞赏和吸取的。     

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动荡社会中兴盛起来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destructuralism),又名“后结构主义”。1967年,德理达的《语音与现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的思考

在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去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新闻求真的路径在后真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因此,我们需要重建后真相时代新闻求真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从符号现象学“真知”视角切入,将新闻求真的过程视为在探究社群的基础上去寻找“真知”的过程,新闻求真应该是由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共同进行的永无止境的解释过程。     

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张国清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后现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

“第三条道路”政治模式是吉登斯此前建构和阐发的结构化理论及现代性思想与现实接轨的具体成果。通过对福利国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质疑并置风险概念于高度现代性社会之核心 ,吉登斯揭示了当今西方政策领域的多种两难困境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选择 ,以适应急遽的社会变迁 ,实现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     

大学生自杀后家校关系紧张现状、原因及改善路径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一些高校中频繁上演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信息不对称，调查缺乏公信力，对大学的认识误差及政府的偏袒调处等，加剧了家校之间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对此，需要大学公开真实信息，让家长参与真相调查，大力普及大学常识，并培育家校双方的主体意识，以此改善紧张的家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