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

中国古典戏剧是现代戏剧发展至关重要的吸收和借鉴之源,这一学理前提保证了探讨中国古典戏剧现代性的可能。涌动在中国古典戏剧中主体“人”的觉醒及其在创作对象、创作者和审美接受者三维的体现,构成了我们在今天探索现代戏剧命题时不可回避的重要历史坐标。中西比较视野中的戏剧现代性又基于各自文艺传统的差异而又有侧重点的变换。作品、作者、接受者三者循环系统的现代性是戏剧现代性的真正内涵。     

让历史进入美的王国——《屈原》创作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史剧创作的一代矫岳,他从“五四”诗创作爆发期开始史剧创作,到抗日战争时期接着出现了史剧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悲剧代表了他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历史悲剧《屈原》则是他艺术发展最高阶段的冠冕。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风格为其创作理念所决定:以古喻今、借古鉴今,为抗战现实服务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发展历史精神","失事求似";悲剧可以激发人们"抗斗"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采用社会悲剧的形式;戏剧要有诗情、诗意的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具有诗化特征.     

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辨析

任何国家的电影表演史,最初都是承接着戏剧的遗产而发展的。当电影表演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电影化与戏剧化的异同认知问题,甚至出现“去戏剧化”表演思潮。中国电影首轮“去戏剧化”表演观念的形成契机以及攻防双方的观点,确立了电影化和戏剧化表演博弈的基本思维方法与路径。它们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虽然双方在观点上是对峙的,在实践中却是悄然接受对方的有益“养分”,是互为渗透与变革的。     

怀特小说的戏剧性——以《树叶裙》等为例

197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帕特里克·怀特以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和民族性著称。在《树叶裙》中 ,他综合运用戏剧创作的种种手法大大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他将小说戏剧化 ,又将戏剧手法现代化 ,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在冲突 ,并将小说的生活化与戏剧的传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既表现了平常人生 ,又以不寻常的情节人物扣人心弦。     

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史剧的运思图式

营造历史的典型环境、塑造典型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史剧家创造性思维运作的产物。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史”与“剧”的有机整合,堪称20世纪40年代史剧家把握历史真实、重建艺术世界的创造性突破。     

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十七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

十七年历史剧的兴盛出现在1958—1962年之间,且以现代剧作家构成其中的主体,出现这种独特话语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剧这一形式自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选择历史剧形式进行话语言说,表现出现代剧作家以历史剧创作这一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强烈的现实关怀,从而构成了十七年中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镜像。其兴盛的内在动力是源于现代剧作家政治无意识升华的象征行为。十七年历史剧创作在总体上是一种对人民讲述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与发展合法性的民族寓言,在"历史"中寄寓歌颂和证明的主题。也有许多史剧潜隐着史剧家一种在历史中重建启蒙话语的愿望,如借历史"干预生活",关注与呼唤"人"与"自我",揭露与反思国民性弱点等内容。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哲学阐释

由资本创造的雇佣劳动形式是开启现代性最核心最基础的物质力量。马克思秉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原则，在资本现代性解剖中发现雇佣劳动导致主体性“出离”，论证了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生存本体论、生产实践论和历史辩证法。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超越了黑格尔对劳动的抽象理解，批判了费尔巴哈把劳动理解为理论活动，其以“感性活动”为核心，打通了劳动、实践和生产概念，阐明了劳动现代性重建的生存本体论。马克思以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实现为目的，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开启现代性的钥匙，以生产实践的革命性变革为基础，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颠覆资本现代性和重建劳动现代性的途径。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的历史辩证法包括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理想范畴和现实范畴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法。新时代秉持马克思劳动现代性重建思想，有利于推进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敦煌世俗变文中戏剧性故事考述

在敦煌世俗变文中,历史故事变文和民间传说变文是两种故事性和戏剧性较强的说唱类作品,这两类变文在主题和内容方面,对后世戏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历史故事变文主要以有说有唱的单线叙事方式,为戏剧故事的表演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叙述手段.民间传说变文中所演绎的故事在发生之初就具有明显的民间性,而在其故事文本逐渐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其故事自身始终与民间文化相表里,并最终在元明时期成熟戏剧的表演中定格为一种戏剧文化.     

卢梭人类发展观探析

对卢梭的人类发展观进行探析,可以追溯其设想的4个人类状态的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过渡转化的：他把人类的最初样态设想为一个在天然情感支配下的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随着自然情感中自保心与怜悯心由平衡发展到此消彼长,人类由短暂的黄金时期即中间状态过渡到现在不平等深渊的社会状态;为了改变令人不满的现实,卢梭寄希望于公正契约下的政治架构和自然主义的教育,以恢复并提升人们的自然情感,从而建立一个更高级的人类状态,即文明社会。分析认为,卢梭设想的人类状态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他关于自然状态、中间状态和社会状态乃至将来的文明社会的理论模型在历史中不曾出现过、在现实中也不存在、甚至在将来也很难实现,但它符合人们的美好想象与愿景。     

郭沫若的史剧观及其历史剧的美学风貌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史剧观可从其有关论述和史剧创作中去探寻。它大致包含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战斗意志的张扬。郭沫若史剧观的形成有时代和个人的因素。郭沫若的史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其史剧作品鲜明的美学风貌：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治性强，古为今用。     

晚清传奇杂剧短暂中兴与消亡探因

晚清传奇杂剧在传统传奇杂剧极度衰微之时回光返照，短暂振起，顺应时势需要，注目现实社会，参与政治斗争，推动时代变革，为传统传奇杂剧的历史发展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而自身的公式化、概念化、案头化的艺术弊病．对传统体制格律的若干不合时宜的背离，以及地方戏和新兴话剧之双重夹攻，则是晚清传奇杂剧终于未能保持振起之势而归于消亡的主要原因。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创作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基于文艺的情感本质认识,郭沫若在抗战史剧的题材处理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题材处理的原则,即情感体验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普通生活情感体验、"革命受难"压抑性情感体验、文化战斗激情等情感因素对史剧题材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对他史剧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也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将之总结为"兴"的史剧创作方法。     

“革命化”的改译——论中国现代改译剧的改译策略

中国近现代,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一些话剧译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改译策略,即＂革命化＂的改译方法：人名、地名、时间、风俗习惯和故事情节基本上保持洋化的原貌,但部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根据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下特殊的国情和时局有相应改动。这类改译剧主要集中在文明戏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左翼戏剧时期。总结现代改译剧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如何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促进中国话剧的发展,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通俗与先锋孪生 批判与冥想交织——《雷雨》戏剧形态的丰富性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它之成为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戏剧形态的丰富性。既具备通俗剧的诸多要素,又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剧和带有较强的探索性的先锋剧。通俗剧层面,为该剧提供了"看点";问题剧层面,使该剧具备了现实"批判"的功能;先锋剧层面,则使该剧带有某种形而上"冥想"性质。三个层面交织在一起,共同营造了《雷雨》具有宏阔幽邃景深的戏剧世界。     

探析中国戏剧两种走向之整合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审美价值究竟偏向于文学性还是剧场性,其功能究竟是重启蒙还是重娱乐,这历来是争议不休、难有定论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中国一些戏剧学专家依然因为各自侧重点的不同,从而看到了当代中国戏剧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走向。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戏剧进行分析,发现这两种走向其实并不矛盾,相反是整合。当今,在中国戏剧创作中文学与舞台、启蒙与娱乐间对立、偏废的现象正逐渐消淡,二者的融合与统一日益成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     

高峰中的逆现象——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矛盾现象检索

郭沫若在诗歌、戏剧、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存在诸多相逆现象 :诗歌形式与内容相悖、抒情性与蕴藉性相逆 ,戏剧中仆人与主人、生与死、“为艺术”与“为政治”、“人情”与“人性”相逆 ,历史小说中呈现混沌性与清晰性相逆现象。这些逆现象是时代的相逆与个人的相逆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