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

"小资产阶级"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并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然而相关论述却多含混抵牾之处。考察民国辞书中的相关论述,具体厘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及所指,从而探究其与知识阶级的具体关系,辨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话语的复杂多歧性。     

试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中间势力的态度及原因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特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的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农村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内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有时又单指邓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政党和政治团体。 1921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背叛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国民党南京政府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独自举起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亦从国民党反动派的蒙骗中清醒过来,积极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寻求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道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探析

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一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事实上,小资产阶级不同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旧中国知识分子更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自身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表现在对待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实践过程来看,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当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     

对“历史的历史性问题”的追问---- 读郑坚《吊诡的新人---- 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

“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以来所着重描写表现的对象。对它的研究，学界过去往往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去判定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实环境和知识语境的演变，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这不仅表现在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论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失误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种失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及中共的阶级成分等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论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的批判

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小私有制,不使资本主义介入的商品经济,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蒲鲁东妄图恢复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万世不灭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共存共荣"的观点无异于天方夜谭;取消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只能有助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认真研究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的批判,对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焦点

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就“革命文学”有关问题展开论争，其焦点集中在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关系上，茅盾认为革命文艺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并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     

对庄子批判意识与独立自由精神的体认与接受

庄子任性逍遥的艺术精神与孤标傲世的生活态度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目前,众多现代知识分子对庄子思想中的批判意识及独立自由精神这一层面的理性认同已毋庸置疑.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庄子的批判意识及独立自由精神的体认与接受中,鲁迅堪称楷模,他能真正以整个生命与理性融通庄子思想.在文化品格构建中,庄子思想中的批判意识和独立自由精神始终会是重要的一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发端新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指导下 ,中共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依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 ,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共产国际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从而割裂了国民党与资产阶级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必然在认识上出现一误区 ,即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 ,共产国际便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 ,从而打击它们。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乡村的感恩与告别——城市“右派”作家的乡村书写

政治身份被否定的城市“右派”作家对乡村的感恩与告别表现出革命知识分子在认同乡村文化无政治束缚的内涵与自我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认同与放弃之中深深透示出他们对自己的阶级身份与文化身份定位的努力。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兼与《新月》比较

1928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抗战时期大后方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抗战时期虽然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仍不放弃其专制统治，在文化上实行种种专制政策；颁布一系列反动法规；设置反动文化机构；制订反动的“文艺政策”；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领导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现在：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思想、文艺理论的斗争，也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论大革命时期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的初创时期,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从“一大”到“三大”,中共对知识分子群体尚处于认识阶段,对从中国式环境和“欧风美雨”中产生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认真分析,并首次提出了吸收知识分子的主张。从1924—1925年,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已发展至初步完善阶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第一次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并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标志着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初步形成。另外,中共在组织发展和建设中基本实践了知识分子理论,从而使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试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以“士大夫”状态存在的 ,一身二任 :既为政治负责 ,又为文化考虑。随着近代社会的专业化 ,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任务之一即是与政治分离 ,回归文化本位。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过程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