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边缘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对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描述这个特殊的群落如何失去他们往日的精英面孔，并且在挣扎与抗争中逐渐走向规训与卑微。指出了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在政治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地由中心退居边缘，并在“反右”之后形成了“英雄化”和“妖魔化”两种极端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最终完成了自身的分化和瓦解。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反思当代文学中批判小资趣味的意义

建国初期许多作品因表现小资趣味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批判彰显了主流话语希望建构新型文化的需要。批评虽说简单粗暴,但作为＂经济动物＂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庸俗市民社会,其本身也是需要改造的。主流文化警惕小资产阶级意识与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影响,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尤其重要。     

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

1924-1928年间,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层面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     

对“历史的历史性问题”的追问---- 读郑坚《吊诡的新人---- 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

“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以来所着重描写表现的对象。对它的研究，学界过去往往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去判定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实环境和知识语境的演变，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这不仅表现在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毛泽东误判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原因分析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正确到失误的过程，即从民主革命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知识分子判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失误的产生，既与时代环境有关，也潜藏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之中。     

<二月>思想内涵的再探讨

本文认为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品《二月》,通过萧涧秋芙蓉镇之行的失败历程,从三个方面揭示出现实主义内涵：1．深刻地批判了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思想。2．批判了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动摇性。3．指出反封建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时代夹层中的红黑浮沉——以于连的性格矛盾看其悲剧结局

作为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于连,性格复杂,既有仇恨和反抗上层社会的一面,又有投靠的一面。他的矛盾性格决定了他对生活一切的不满和满足都取决于自身的利益。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反抗性、妥协性。他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无权和受压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他的异样性格是他不断走运的主要动力,但同时也被利用,成为失败的直接原因。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探析

对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一般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事实上,小资产阶级不同于旧中国知识分子,旧中国知识分子更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自身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表现在对待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实践过程来看,旧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当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论传统老庄虚无思想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产生于欧洲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然而,在二十世纪之初,无政府主义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发展,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除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为这一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之外,在思想文化方面,传统的老庄虚无思想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瓦伊达的法西斯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一次创新运用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希望通过在理论领域呈现出不同于苏联官方的解读,突破苏联政治模式的控制。瓦伊达将法西斯主义批判与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相结合,考察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发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法西斯主义不能被视为资产阶级中的统治阶级发起的运动。通过剖析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和作为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瓦伊达形成了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创造性诠释,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也为应对当代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