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涵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蕴含着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蕴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规律性,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内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涵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蕴含着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蕴含着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规律性,而且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浅析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强调对制度体系做出伦理方面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护,制度的伦理辩护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着直接的重要的意义。二是道德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将道德制度化最基本的途径是道德法律化,通过道德立法来提高人们遵守道德伦理的自觉性,已成为各国加强道德建设的一种主要手段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执政党伦理思想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伦理内涵,强调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伦理,倡导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服务人民的工作伦理,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指出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培育党员干部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     

道德的数量关系形式及伦理公平问题

利益关系作为道德的基础通常内含数量关系,人的道德观念与其数量关系概念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道德的数量关系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某种合理性平衡关系,反映这种合理性平衡关系的便是以数量关系表示的伦理公平。     

德性与规范并重:从康德道德学谈青少年道德人格培养

伦理学界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争论也使得道德教育界对于应该如何进行学生道德人格培养的途径出现了各执一端的局面。从康德道德理论的重新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进行统一的努力方向,而这种理路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思路,即:道德人格的培养应该可以是外在规范与内在德性并重的过程,规范主义中包含着德性精神,而德性也可以是包含规范的德性。这种机制对于更加全面与综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与效用。     

伦理视阈下执政能力的评估指标及提升路径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执政党所执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和民众支持度、执政党执政之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以及执政党执政绩效之最大化与执政成本之合理化构成了对其执政能力进行伦理评估的重要指标;而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程度、利益整合功能的实现程度以及执政绩效的科学化水平则是影响其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伦理因素。因之,提升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众的新期待,积极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社会秩序,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论信用伦理的基本特征

信用伦理是现代契约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础,它作为以信用关系为载体,并反映信用关系价值要求的道德原则规范,具有当事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高度道德主体性与强烈规范性的统一、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和基础性与多层次性的统一等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论纲

民生问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诉求,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头等大事.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它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民生问题蕴涵着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态度和政策体现了执政党的执政道德理念和政府行政道德原则,对民生问题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评判,能够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更为清晰的目标与动力、方向与思路,能够成为实现民生和谐幸福的最大助推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对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伦理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科价值.     

制度伦理及其合理性分析

本文认为 ,体现为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道德性与规范性、可操作性相协调统一的制度伦理 ,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和公共理性生长的基点 ,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秩序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此决定了制度伦理在扭转“道德失范”、社会道德重建过程中是必须先行的基础性工程。     

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执政伦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党的执政伦理是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道德伦理的层面阐述了党的科学执政，是党的根本性质的要求和体现，是党获得自我认同与合法性的重要思想基础和途径，有利于党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把握，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这与党的执政伦理有着共同的理念。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执政伦理研究述评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执政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究主要是围绕执政伦理元问题、执政党伦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等方面展开。政治伦理学发展的逻辑现实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逻辑亟须学术界进一步从基础理论的维度来深化执政伦理研究。     

以培养道德需要为中心的德育过程

强烈的道德需要是进行道德教育的良好基础与保证。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决定了社会道德标准和人的行为方式，也最终决定了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需要。以道德需要的培养为中心的德育包括社会道德需要和个体道德需要的培养两方面的内容。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社会道德追求的改造和社会道德问题的重新解读，形成道德需要，道德实践的重构。基本的道德教育过程主要包括：理论准备、形成道德需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道德理论与知识的教育活动、道德实践、道德问题的提出及解决、道德需要的满足（社会责任）、道德观念的内化、产生新的道德需要（道德的发展、道德需要的满足和层次的提升）等环节。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孔子的"仁"学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他积极入世,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二分、"富国而教"的生产劳动伦理观;贸易自由、"尚义守信"的交换伦理观;"不患寡而患不均"、依"名"位"配财的分配伦理观;节用崇俭而"度于礼"的消费伦理观。孔子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体现了历史性与道德理性相结合的实践特征,其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健康发展依然有借鉴意义。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政治道德视阈下的中央苏区精神

中央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建设中央苏区时期,用客观方式展现出来的道德价值体系总和。中央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基本结构;中央苏区精神的内核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道德本质;新时期中央苏区精神的弘扬,应与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相契合。     

论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

厘定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是进行执政伦理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大致说来,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主要有:执政价值、执政价值合理性、执政工具合理性、执政正当性、执政善、执政责任。厘定执政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对深化执政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变革与实践困境

康德以纯粹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强调善良意志和定言命令的实践理性价值.以"定言命令"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排斥伦理学经验论,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西方伦理学引起了重大的道德哲学方向性转变.然而,"定言命令"具有形式化和僵化的普遍化特征,存在严重的形而上矛盾和现实困境,受到黑格尔等人的伦理学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