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再辨正

文章考察了严格责任的涵义,将严格责任界定为即使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犯罪所必需的主观罪过,即使被告人具有不可避免的合理错误,被告人的行为仍得定罪,以此区别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严格责任。通过对英美国家适用严格责任的具体情况的考察,笔者认为真正适用严格责任定罪的是极其例外的情况,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行为更加类似于民事侵权行为。从本质上看,对不具有主观罪过的行为人适用刑事责任是不必要的,是反人性的,是无效的。     

论功利视角下的高校诚信教育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可以借鉴功利论伦理思想的合理因子，鼓励学生追求合法的个人利益与幸福，引导学生做“有远见的快乐追求者”，帮助学生自由、理性地进行道德抉择，努力实现个人的利益预期与诚信美德培养的统一。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     

现代公共权力功利观：新公权主义

新公权主义是一种在满足合理的社会功利需求的同时,满足正当的个人功利需求的权力功利理论。其核心内容是维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出发点和归宿是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和谐与平衡,基本前提是合理保护私权和私利,关键是科学制约公权;坚持新公权主义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实践新公权主义要以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理想目标,以约束公权、理性施政为关键,以保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和正当的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以预防和惩治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为重要手段。     

教育超功利价值的贬抑和提升

功利价值和超功利价值是教育价值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错误的。然而在现实的教育实践活动中 ,教育的超功利价值被人为地贬抑了 ,存在着唯功利价值是从的倾向。教育要想实现历史和现实赋予它的应有价值 ,就必须正视教育超功利价值被人为贬抑这一现象 ,使超功利价值得到合理性提升     

刑事追诉时效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法律制度中,追诉时效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刑罚理论如报应论、预防论、改造论都不能为追诉时效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根据功利主义的立场,考虑到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考虑到时间因素对受害人和犯罪人的影响,追诉时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种考量,应对追诉时效的期限予以合理设定。     

论功利价值观念与现代化

社会生活的非功利化为前现代社会的特征，功利化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我国现代化的启动在价值观方面的重大征候就是功利价值观念日益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但是，非功利价值（精神价值）和功利价值都只是人类本性需求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既要借助功利价值的杠杆作用，完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化，又要克服张杨功利价值所带来的杜会问题，达到功利价值（利）和伦理道德价值（义）的双重实现，使两类价值观念双重并行。     

试析罗尔斯的正义观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罗尔斯正义观虽然在其论证正义的前提、过程和目的等方面包含有功利的考虑 ,但是并不能归结为功利主义 ,罗尔斯在对可能功利、分配差别的考虑和正义的论证等方面超越了功利主义。罗尔斯正义观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可能性的考虑脱离了现实性的基础 ,而使其正义观具有较多的理想色彩。从解释学的视角看 ,作为社会正义的共识应是可能功利与现实功利的统一 ,是每一个具有正义前结构的个人视界融合的结果。     

论译者的翻译目的

翻译是译者有意识地实现其目的的活动,译者的目的是复杂的,多向度的。翻译目的可以按照社会属性进行分类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清末的翻译目的主要受到译者道义与功利心理的制约。     

充分合理利用经济法律资源,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充分、合理地利用经济法,将其有机地整合进企业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中,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将会明显提高经营效率,使企业的运作更加国际化、规范化,经济利益也更加有所保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试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一直是我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坚持和大力倡导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王夫之对义、利的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王夫之在总结、继承前哲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并对义利进行了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既继承了传统道义论的精华，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内涵。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由仁义行”：一个重新认识晚明人文思潮的角度

晚明人文思潮中的"由仁义行"思想向来未被研究者注意."由仁义行"是阳明心学把自己与程朱理学区别开来的重要命题之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对孟子的这句话作了很多阐发.他们都认为"由仁义行"与"行仁义"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别,只是程朱理学从众人和圣人有别,以及"格物致知"出发,看重"行仁义"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可行性及必要性;相反,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由人人自具圣人之心,以及"致良知"出发,则更推崇"由仁义行"的真实、自然、不加矫饰,并论述了其对众人而言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晚明人文思潮中的学者们并非"反封建",而是试图用"由仁义行"思想将晚明社会出现的纵欲、私心私欲的风气重新纳入"原儒"意义上的"仁义"范围,希冀以此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危机与人们思想对儒学的偏离.     

柏拉图:可以到达的本体——重读《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论了他的治国理想。这些理想的实现既有理论上的支撑,又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在理论上,柏拉图以理式作为真的基础,以正义作为善的基本要义。在实践上,他认为人们应从小接受教育,作一个正义的人,培养良好的品性,高贵的灵魂。如果每个人都如此,城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人不实行正义,在灵魂转世之后,必受神的惩罚,神是保障正义得以行使的外在手段,同时神也是本源,它没有具体的形象。在柏拉图的意义上,理想国可以实现,本体可以到达。     

孟子思想中“仁义”与现实联系的中介——“时”

孟子思想中"仁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时"的把握。孟子"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身、家、国、天下这四个层面。在"身"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个体行为不应拘泥于"仁义"之名;在"家"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拘泥于"人伦"之名;在"天下"与"国"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执政者不应拘泥于尊卑有别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