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乐哲学论纲

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背景下的礼乐哲学体系，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家们在三代礼乐基础上的理论诠释与重构。概言之，一切以礼乐为研究立场或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想，我们都可称之为礼乐哲学。它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所在，生存智慧、人文理性为其基本性质。礼乐哲学的体系建构包括了礼乐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伦理美学等诸多方面，而“中和”是其核心概念，贯穿于整个礼乐哲学体系之中。礼乐哲学的发展与演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在研究范式上，“点、线、面”的相互交叉与融合是其基本特点。“三礼”及《诗经》《论语》等则是展开礼乐哲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性文献。     

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儒家礼乐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周初礼乐文明制度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源头。孔子继承和创新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精神,并注入了"仁"的内核,构建了人文主义礼乐观,后经朱子的"变礼宜世",把内核提到"理"的高度,构建了终极意义礼乐观,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体现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学说风格。礼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主流理想,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彻底改变其礼乐思想的基本框架,而是赋予内核新含义。     

《诗经》风雅颂篇目差异与西周礼乐形制

西周礼乐以雅诗为主体,行政为特色,因此又称周诗.颂诗为郊庙之乐.风诗为天子适时赏赐给诸侯的礼乐,所以不同诸侯可以拥有同题作品,但在流传使用中有一些小的差异.又因为赏赐不均,因此出现数量差异.西周礼乐以之什为体制,因此大小雅和周颂都是十篇为一个单元.但在适用过程中又会及时调整.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删诗正乐是乐舞,诗书缺主要是雅诗缺,但部分篇目名称仍然存在,后人称为笙诗,笙诗就是存目的雅诗.     

礼乐与世界——从文本《礼记》的观点看

人之在世生存使世界成为人遭遇的基本实事,对世界的态度及思考不同内在地决定了一种思想文化的特质。汉文化对礼乐世界的张扬凸显了世界的秩序性与和谐性,这种秩序性与和谐性是以不同存在者间的和谐共生呈现出来。人自身的礼乐性活动是开显、通达世界的津梁。正是在对礼乐性世界的认同及对生活实践的礼乐化期待中,儒家构筑了自身在世的栖居方式。     

现代社会的礼乐文化重建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并回答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认识礼乐文化的价值和重建礼乐文化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及其礼乐文化观的理论结构，深入阐发了“人文风俗美”特别是“艺术美”的理论观念，认为社会生活的礼制与礼仪，其实正是艺术美的原典；礼不只是僵化桎梏的阶级压迫工具，而更是美和艺术；礼不但是世俗空间的架构者，也是神圣空间的体现者。礼乐一体，可通之于人文、宗教、艺术，共成一美感的世界。在现代社会重建礼乐文化，尤须在反世俗化、反形式化方面著力。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礼乐文化与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它包含着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优秀元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当今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时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礼乐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也特别重要。保护传统节日，使其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这也是重建礼乐文化的一种尝试。     

文章与礼乐

文章与礼乐在古代是一对常见的、相互混用的概念,如果从文字渊源、功能特点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探索文章与礼乐的历史关联,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质.     

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棜”及相关问题探讨

"棜"、"禁"都用于承放酒器,"棜"无足,"禁"有足,石鼓山西周墓所出的"禁"称为"棜"更恰当。西周时期主要是将所有的饮酒行为纳入到礼乐制度中,"棜"等的出现体现了西周以礼规范饮酒,而不是简单地禁酒。"棜"的出现还反映了周的礼乐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魏晋哲学新变与礼乐建构

魏晋既是中国思想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段,也是传统礼乐观念的重要调试期。玄学作为礼乐变革的背景,它很好地应对了轴心时代以来儒、道两家在言与意、有与无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进行了哲学性弥合。玄学家对"有"的肯定,为儒家礼乐(广义)信仰的延续、"礼乐"(狭义)内涵的升华提供了空间。就前者而言,尽管何晏、王弼、郭象等人思想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对"礼乐形态"的肯定;就后者而言,玄学家通过以自然内涵置换道德内涵的方式,赋予狭义"礼乐"新意,使其获得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法性,并实现了与时代雅乐建设实践的互通。     

西周音乐教育制度中审美意识的萌发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对音乐的论述多从政治、伦理、哲学等层面综合阐发音乐的意义.周公建立初期,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并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音乐教育学校.中国美学思想理所当然是以西周的哲学观念、礼乐文化为胚基而生长发育的.这使中国美学充满一种易准天地、弥纶大道、参赞化者、契合真宰的生命精神,充满一种生气贯注、蓬勃旺盛的生命动力.在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制度中透露着对生命个体的关怀,教育中显露出西周时期审美理想的追求.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音乐教育制度、审美意识以及和现当代音乐教育的联系进行简述,旨在从西周时期的音乐制度中梳理出处于萌芽阶段的审美意识.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汉魏六朝儒家礼乐制度类文献考述

礼乐文化包括经典诠释、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礼教与礼俗等多层面的内容。由于礼乐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随历史呈现出变动且富有生机的面貌。其中礼乐制度的讨论与制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礼乐制度史类文献，《仪礼》《周礼》《礼记》这三种经典则是这类文献的引证来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正史礼乐志、律历志、舆服志、郊祀志及仪注、政书类文献。汉魏六朝的这类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基本已亡佚。根据正史志书与目录书所载书目，可略窥其将经典用于礼乐实践，及由经典与历史现实发生冲突所产生的继承与演变状况。     

如何通过古代礼乐造就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论朱谦之美育思想对家美感与审美时态的利用

中国现代美育的中式礼乐新传统既坦然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美学启蒙,也对西方美学的诸多重大弊端与蒙蔽保持清醒的批判、戒备与防范。朱谦之承续中国古代礼乐传统中的家美学与兴发—审美时态传统,清除礼乐传统中的封建国家礼乐制度,造就了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第一,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礼乐传统是“乐育”,并与宗教禁欲主义教育传统相比,彰显其中家美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二,利用古代礼乐及礼乐思想中的兴发或正在进行时之时态,以“流”表达、维护审美生活教化的原发状态。第三,把古代礼乐中的家美感与兴发—审美时态融合起来,运用于其独创的宇宙美育与性美育,尤其突出美育活动身心整一的愉悦感;以性美育为家美感提供始基,男女性度合宜,以家美感辐射宇宙美育,形成新礼乐制度的天下模式。     

礼乐文化与人的现代化

中国人类人格的确立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是与礼乐制度相别的能为今用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现个体主体性道德修养的以“仁”为内核的礼乐文化 ,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形态,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区别,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人们不是敬仰和崇拜上帝,而主要是以现世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与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