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西南地域的豪族大姓

［摘要］西南豪族大姓由各种社会势力转化形成。受各种因素影响，益州北部与南部豪族发展进程不同，益州北部豪族在西汉中后期形成，益州南部豪族形成在东汉中期以后。西南豪族大姓发展亦不平衡，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随着儒学的传播，西南豪族不断儒化、士族化，最终完成了由一代官僚向世代官宦的世族化转变和由“世仕州郡”向世代公卿的中央化转变这一双重历史进程。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秦学颀皇权与外戚的关系是东汉政治史研究中的课题，它对于深入研究东汉王朝集权政治的内涵、演变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东汉前期的外戚都出自土族，东汉王室从士族地...     

南朝河东柳氏东眷文学概述

为了更好地适应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河东柳氏东眷逐渐由豪族向士族转变，其成员大都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柳恽则成为这一时期家族中文学家的代表。     

南朝雍州豪族的门第及其仕途轨迹述论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秦陇、河洛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其代表人物多凭藉武力勋功进仕，有的位列朝廷显职。不过，在崇尚士族门第的南朝社会，作为门风尚武的晚渡士族和地方土著豪族雍州豪族的社会地位偏低，其入仕道路不畅。这种差异也直接导致了这个地域势力的分化。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一极盛一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相对于汉代士人通经致用、立功名于天下的"尚志"情怀,魏晋士风的特点可以用谈玄论道、"称情而直往"的"重情"来概括。汉魏之间何以有此巨大变化?过去学人们大多演绎的是"乱世多感伤"的调子。体认一个时代士人的价值观与生存意识等应该更多地从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加以考虑。基于此,对魏晋士风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因")与社会基础(即"缘")两个主要方面作了综合考察。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汉初上帝信仰的演变及其原因

汉初上帝的信仰经历了五帝、五帝与太一并列、独尊太一的历史过程。高祖尊白、青、黄、赤、黑五帝为上帝；文帝把太一视为天神主宰，同五帝并列一庙；武帝时突出太一为上帝，五帝佐之。太一最终成为上帝的原因主要是汉初大一统现实政治的需要，同时汉初星相学说使太一完成了从哲学概念向天神身份的置换；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完成了太一成为上帝的理论论证，且太一在民问有着广泛的文化认同。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读《史记&#183;酷吏列传》

许多<史记>研究者和研究资料都认为<酷吏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人民性和讽刺批判精神,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正如现有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酷吏列传>不能单纯或孤立地来认识,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汉代社会大背景下,并将之与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酷吏,司马迁表现出一种复杂态度.一篇<酷吏列传>,一篇<循吏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反差.     

东汉崔氏家族散文初探

崔氏是东汉文坛上较为著名的一个文学家族,论题研究和论述了这个家族成员的散文创作,由点之管窥蠡测,折射出东汉散文创作和东汉家族文学的有关特点。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北朝门阀制度之影响

门阀制度肇始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形成于魏晋,东晋南朝达于极盛。北朝在其发展中亦学习吸收了汉族之门阀制度,其发展虽不如南朝之盛,对北朝亦产生一定影响。门阀制度给北朝社会带来的弊端,在当时即受到有识之士和下层寒门庶族的非议反对。但门阀制度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封建社会选拔任用人才的一种方式,它维持了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和确立,在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