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颠覆性和变译中的变通性构成对话关系，两者都是对忠实的叛逆，使译文具有混杂性和互文性的特性，通过译者在翻译中掌握的权力话语，实现译文话语权力的重构。     

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概念背后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概念的再度概念化过程,并分析它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然而女性主义的“忠实”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实践效果,交流的困惑提醒女性主义译者思考重新诠释“忠实”的必要。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翻译与性别——由女性主义触发翻译研究的反思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冲破了二元对立,重释忠实,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从女性译者的身份出发,强调凸显其主体性,张扬＂叛逆＂即再创造。然而,为了实现其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目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译者的＂干预＂,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上存在矛盾之处,有些观点也较为激进,因此,现代译者必须持辩证态度对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并取得成就。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回顾了“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以及创造性叛逆所引起的争议，在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它两个特征，即主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增补、批注、劫持等"重写"方式,试图通过翻译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对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特征。中国女性译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译者,但表现出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在东西方翻译史上曾被视为金规玉律,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误读普遍存在于翻译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误读的客观存在性,尤其对于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更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本文试图对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