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时间序列数据计量结果看,三个地区的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三个地区的本期GDP对FDI均有着显著影响.从对上海和河北两省市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结果看,上海的FD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对FDI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也不明朗.对东中西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GDP也是FDI增长的原因,二者构成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FDI与GDP还不能构成这种因果关系.     

内生增长框架下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基于浙江省1985～200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有积极的影响，但对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却研究甚少。本文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对FDI作用于浙江经济增长进行了三步检验：1）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2）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3）FDI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对外贸易是FDI影响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FDI的人力资本效应不显著，因此并不完全符合内生增长路径。     

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差异研究

文章以Cobb-Dauglas生产函数为理论模型,运用30个省市区panel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国内投资对各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各省市区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仍然是国内投资,它对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而外国直接投资对各省市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研究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FDI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相关性不强,对中部地区的国内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资本形成和流动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但东部地区在财政收入与支出、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外投资、银行存款与贷款余额五方面均存在差别。加上东部各省市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外资利用情况,各省市经济的发展呈现较大差异。实证检验证明：东部地区资本流动省际差异巨大,从银行存贷资金来看,东部地区均是资金流出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地区的经济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导致了财政收支和FDI对经济影响的差异;人均存贷差对东部整体影响的不显著,说明了东部地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无效率,但人均存贷差对东部三个区域却存在不同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FDI对我国三次产业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

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结合我国1983到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我国FDI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作用作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长期作用不显著。并结合我国经济现状分析了原因，提出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调整FDI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     

FDI和R&D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基于中国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采用1991－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整个样本期、1991－2000年、2001－2010年考察了 FDI和 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的正影响过程,而且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FDI;尽管在整个样本期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由于外资企业对我国国内企业竞争负效应的增强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减弱,使得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91－2000年的显著正影响转为2001－2010年的不显著负影响。因此,我国需要积极鼓励国内企业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走出去,积极与外国 R＆D机构开展合作,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 R＆D实力,扭转近年来 FD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负效应局面。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首先从微观与宏观2个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1985--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最后提出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等对策建议。     

北京市外商直接投资对CO2排放的影响研究

定量讨论1988-2011年北京市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CO2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来看,北京市FDI与CO2排放之间存在均衡关系,且FDI的增加对CO2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短期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产业分布看,北京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FDI对CO2排放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效结构以及FDI的产业投入特点等因素决定的,为此,建议北京市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在低碳产业使用FDI的比重。     

国际直接投资、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的协方差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制度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联系的规律,得出单独的FDI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不明显,但通过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的研究结论。论文还对东道国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产生的两种实现渠道进行了研究,提出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的条件和基础,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从FDI的技术溢出中获取更大收益,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经济效应模型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并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FDI区域差异直接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FDI对GDP增长的影响在三大地带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东部发达地区要比中、西部地区强得多.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我国东西部地区为例

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借债融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逐渐普遍,由此引发了政府的债务问题。基于2013年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投向的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投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投向土地收储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显著的抑制作用;投向民生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投向工业农业建设的地方债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1985～2009年间浙江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刻画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时序维度上的相互影响机制和动态相关性。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影响浙江省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反作用力。经济增长指标对解释环境污染指标排放的预测方差分解的贡献度较高,但环境污染指标排放对经济增长指标的预测方差的解释贡献度较小。     

湖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运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湖南省1985-2008年间三类环境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存在反向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力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虽然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但经济增长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指标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则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