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及其离农意愿的影响

推动农户兼业行为演化及其离农决策的最终动力是家庭成员非农就业发展,而非农职业因素构成了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的核心特征。本文基于农户视角,分析了作为农户家庭主要劳动成员的夫妻双方非农职业层次、收入及安全风险等不同非农职业因素对农户兼业结构类型及其离农意愿之间的理论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对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夫妻总体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对推动农户非农化兼业结构升级,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比较发现,其中非农职业层次因素对经济更发达地区农户的兼业结构发展影响程度较大,而作为女性的妻子职业安全风险因素对次发达地区农户离农决策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即期收入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农成员的非农就业发展作为推动其家庭兼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主动离农的重要政策切入点;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中,要重视扶持失地农民的非农职业层次提升和职业安全风险降低等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补偿"。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分化特征及其治理方向——基于山东沂水县农村的实证调查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通过对１６个典型样点村所作的参与式农村评估调查, 选取农户就业、收入和时间３个指标探索农户生计结构特征,并基于农户就业主导行为及其 地域差异,对农户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兼业和农户农业生产４种类 型进行了测算分析,以期准确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特征与趋势.结果显示:县城近郊农户生 计非农化突出,农户多选择县域内非农就业,农户非农就业和时间投入与收入结构比例一 致;远郊传统农区农户自主非农化发展趋势明显,农户多选择县域外非农就业,农户生计分 化行为与传统农区经济结构环境不一致;兼业农户非农化就业不稳定,但农户非农化就业的 倾向明显;农业生产农户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作为农业收入的来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经济 作物种植区,农户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潜力大.提出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分化 特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作出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阶梯钻钻削AISI4340的轴向力和刀具温度研究

基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的内生动力视角,引入非认知能力和生计策略选择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Iv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增强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影响系数最大,各维度按照影响程度高低依次为积极自我、情绪稳定和社交能力;与纯粹农业策略相比,选择非农就业策略或农工兼业策略的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分析影响机制发现,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策略和农工兼业策略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农户非认知能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加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同时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最终实现相对贫困的缓解。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Logit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225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

不同的生计资本状况决定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实现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依赖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经济作物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增加与农业专业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经济作物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会相应提高3.472;获得信贷的情况和家庭是否有干部与非农单一化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正相关,农户获得信贷每增加一个单位,导致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和以农业为主的发生比扩大1.615倍.由于不同区域生计策略存在差异,农户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打工和经商作为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手段,而资金和技术缺乏成为农户调整生计策略的制约因素.     

农户生计方式对农村生态的影响及其协调策略——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个案

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变迁,农户生计方式日益多样化,由单一的种植转向养殖、林果业、外出务工、经商等。选择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户如纯农户、农兼户、兼农户对生态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应通过细分农户,加大扶持;调整生态退耕政策;推进生态中心村建设等策略,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协调不同生计方式农户与生态建设的关系,实现农村生态的改善与保护。     

江苏农户经营行为分化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并结合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户经营分化的经济差异及其成因一、农户经营分化概述本文农户兼业类型的划分依据农业普查办公室的标准：以从业人员的主要劳动投向来确定,将农户分为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农业普查数...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民生计模式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甘肃省秦巴山区农户的生计模式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实现生计模式多样化。本文以甘肃省秦巴山区的文县、康县和西和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农户生计模式选择中的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秦巴山区农户传统生计模式的自然环境基础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耕地面积极少，且碎片化现象严重；(2)当前研究区域农户的生计模式选择较为单一，主要有农业单一型和非农型两种；(3)耕地面积和生产工具对农业单一型农户生计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但不具有显著性；(4)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中有干部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是决定农户由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转化的关键因子，同时家庭固定资本、获得信贷的机会、现金收入等也对农业单一型向非农型生计模式转化起到促进作用。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生计资产差异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成都市双流县和崇州市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2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3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农户兼业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分析——基于冀皖鄂1150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

基于河北、安徽、湖北三省1150份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探讨了农户兼业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了其中介效应及务工距离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纯农户,兼业户更倾向于采纳秸秆还田技术;（2）农户兼业通过风险分担间接影响秸秆还田技术采纳,间接影响占比为24.43%;（3）当纯农户选择在乡内务工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会提高15.0%,选择在县内乡外务工时,兼业对农户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当纯农户选择省内县外务工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提高了9.2%,选择省外务工时秸秆还田技术采纳率提高了10.0%。因此,为更好促进秸秆还田技术推广,政府部门应该引导和鼓励农户就近务工,保障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培育和支持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并加强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指导和培训。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对辽宁省12市476户农民家庭的实证调查

以辽宁省12地市24个村作为研究区域及其476户农民家庭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农民土地退出问题,发放调查问卷480份,收回有效问卷476份,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行为,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情况、非农收入高低、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和土地退出预期是土地退出的正向影响因素,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是土地退出的负向影响因素.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