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2014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卫计委对重庆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数据,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探讨了重庆市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第一,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对其流动人口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二,在流动因素方面,流动范围、流动原因对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三,在就业因素方面,收入、在本地连续工作的时间、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对其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第四,在社会融入因素方面,迁移意愿、自身评价、语言媒介对其流动人口住房选择有显著性影响.     

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调查报告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出现大规模的乡城迁移和城际迁移,流动人口呈现出总量迅速增长和在城市居住时间不断延长的主要趋势.在现阶段,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往往成为这一群体工作、生活的最大影响因素,由此衍生出来的矛盾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文通过国家人口计生委的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原始数据,通过区分流动人口的户籍特征和流动类型,对15岁以下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业结构、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老漂族”城市适应困境与帮扶对策研究

与近年流动人口总体规模趋降相反,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上升."老漂族"是近些年来在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形成的新型老年流动群体,同时也是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本文以"老漂族"城市适应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老漂族"自身适应行为、家庭关系、社区环境、政府政策支持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主要因素,其中由户籍地不同导致的"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之间异质性更大.基于社会适应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重构"老漂族"流入地社会支持网络,"老漂族"自身、家庭、社区和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共助"老漂族"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生活.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人口流动范围与稳定性的分类研究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占总人口比重高,人口流动已经成为研究我国人口变动与分布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并对经济转型、社会整合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个体、家庭、所在地区等层面上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其流动状态。通过文献研究及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综合流动范围与流动频率两个方面将人口流动分为省内稳定型、省内流动型、跨省稳定型、跨省流动型四类。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低的、在地理上具有稳定性的人群通常是老一代流动人口;流动频率高的、在地理上不稳定的人群通常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且同样是流动型,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在流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跨省流动人口获得的经济回报较高。根据以上结论,建议城市管理者针对不同流动类型的人口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对于省内稳定型,应该保障流动子女基础教育;对于省内流动型,应该保障其住房权利;对于跨省稳定型,应该提高其家庭福利;对于跨省流动型,应该保障其劳动与收入的权利。     

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比较分析

文章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武侯、青羊、成华、金牛5个行政区抽取了15个社区中的300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互惠性规则、非正式参与、正式社会网络、正式参与、人际信任和个体特征因素中的健康状况、收入阶层、是否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综合考虑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因素时,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更大且社会资本的5个因素依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但个体特征因素中的是否与子女同住以及收入阶层的影响消失。因此,比起个体特征,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更具持续性。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系统考察了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有住房流动人口介于城镇居民和传统流动人口之间,是一个更年长、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群体。他们多短距离流动并从事有稳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工作或无业在家,有强烈的长期居留意愿,医疗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同时,与无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相比,其自评不健康、患慢性病以及患急性伤病的比例均更高。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就业状态、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应该针对性减少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以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上升。文章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两个方面出发,使用Log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检验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患小病时,70岁及以上、以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流动老年人选择门诊就医的可能性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患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时,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收入来源、自评身体健康的老年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住院治疗。参加医疗保险的类型也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此外,外出务工、依靠子女和退休养老三类老年流动人口在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法律冲突分类问题研究

法律冲突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制度现象,它的存在严重影响法治的和谐统一,而法律冲突分类则是认识和研究法律冲突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但长期以来对于法律冲突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国际私法领域,甚至认为它只是一个国际私法问题。文章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对法律冲突分类进行了重新认识,将法律冲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分为八类,为法律冲突的协调和消除提供了基础性研究。     

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用卡消费、住房产权、居住质量、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等具有生活适应性和社会融入度的指标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等也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户籍、婚姻、就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社会分层和经济状况的指标影响却不显著。说明在与购房成本等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影响流动人口经济状况的指标对流动人口的生活适应和社会融入影响不大,因而,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也不显著。因此,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状况比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等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定居城市更加行之有效。     

从日常生活实践开始 —试论流动人口微观研究的路径依赖

中国在取得现代化的进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下去。对流动人口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就要注重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要从他们求生存的实践出发来把握这种实践与宏观体制的矛盾，并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进而对现代化的路径进行探讨和改进。     

人口流动视域下社区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及其规范化路径

公众社会服务满意度是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照指数。基于“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变动与社会服务体系状况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流动人口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建模分析。结果显示:(1)接近六成的被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的社会服务持满意态度,但存在地区差异;(2)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供需失衡情况严重,在全部10项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中,存在供需位序失衡的项目多达8项;(3)居住空间层次和城市社会融入等因素对居民的社区社会服务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供需沟通渠道和建构社会服务分级供给体系等手段,助力解决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难题。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评价类型与机理研究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当失地农民面临不同的比较对象时,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也是随之变化的。据此,将失地农民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概括为乐观型、消极型、情绪型和理性型等4种类型,并从相对剥夺理性和认知失调理论来分析该评价类型的生成机理。同时发现,在失地农民实施评价过程中,总体上,物质型因素占据主导位置,精神型因素起到心理平衡作用。因此,在保证征地政策依法执行的基础上,要努力消除失地农民对于征地的消极印象,提升失地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培育失地农民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自我概念。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羊群行为分析

通过对流动人口的大量研究,借助金融界的“羊群行为”理论,从信息获取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行为及其规律进行剖析,认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中普遍存在着以下四种类型的“羊群行为”,即：亲友团引致性羊群行为,政府性羊群行为和政府引致性羊群行为,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自发的盲目跟从性羊群行为。分析指出：流动人口的羊群行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既有积极影响又有负面效应,相关部门应该下大力气从不同角度对他们提供帮助：提供信息咨询并帮助正确分析各种信息;积极从政策上进行引导,减少其择业的盲目性;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对于推动我国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农民创业意愿影响因素调查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因素展开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全国17个省41个县的146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创业的意愿受文化程度、打工经历、生活现状满意度、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年收入、地区以及亲朋好友中创业人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对生活现状的满意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亲朋好友中创业人数与农民创业意愿成正相关;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与农民创业意愿成负相关;具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更倾向于创业,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农民具有更强烈的创业意愿。’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差异分析

在2009年温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分化及其对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教育程度、年龄、职业、居留意愿和流动时间等都会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影响。据此认为应该以流动人口内部分化为思路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坚持分类、自愿、多样的原则,提高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相互衔接和统筹层次,从而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