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及其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应用

＂湖泊—流域＂系统理念是当今世界上分析湖泊生态系统的新思路,它立足于湖泊生态环境指标,但放眼于整个流域,突出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把流域生态系统和湖泊生态系统作为因果关系。在介绍＂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湖泊—流域＂系统理念的实践应用,提出＂湖泊—流域＂系统理念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应用前景：开展鄱阳湖＂湖泊—流域＂生态系统过程动态研究,构建湖泊生态系统主要参数与流域变化之间的动态模型;开展基于＂湖泊—流域＂系统理念的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探索适应性管理模式;探索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完善政府治理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     

全民参与：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生态治理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仍不能阻遏生态恶化的势头,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倡导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来逆转地球生态的恶化。除非有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全民行动的生态治理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化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政府不得不推动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全民运动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愿景目标。政府生态治理管理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全民参与的机制目标来实现,机制创新关键就是创造几条极少的例外条件,比如,教化全民生态危机就是民族生存危机、动员全民拯救生态就是拯救子孙后代、激励全民治理生态就是保证生存条件等。在“例外”条件之下,全民参与还是可能的。     

经济发展阶段视角下农村生态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演变——基于J市纵向案例的研究

基于J市湖泊型湿地纵向案例,系统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农村生态资源如何利用及其多中心治理机制如何演变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生态资源多中心治理机制是动态演变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构建的外部环境导致差异化治理目标,并且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相对优势存在较大差异。第二,快速工业化时期,各治理主体利益联结松散,农村生态资源更多服务于经济赶超目标,价值实现程度低。第三,资源环境规制时期,政府引导各主体采取保护为主的资源治理策略,主体间利益关联趋紧,但农村生态资源价值相对而言仍未实现。第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开启了耦合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新阶段,并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政府、村集体、市场主体、村民等主体有效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缔造了新的利益联结机制,价值实现程度较高。由此,唯有构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治理机制,考虑外部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工具等影响因素,促成多元主体达成共同目标,方可实现农村生态资源的多维价值。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巢湖水环境生态修复探讨

巢湖是我国“九五”“十五”期间重点治理的“三湖”之一。日益严重的湖泊富营养化 ,不仅降低了水体使用功能 ,也使湖泊生态系统日趋退化 ,从而制约了流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浅析巢湖水环境现状的基础上 ,简要阐述了对巢湖水环境生态治理的基本认识 ,提出了实现生态修复的几点具体措施。     

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设计研究——基于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及国内外经验

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创新的环境保护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已展开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本文根据生态补偿的付费主体,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划分为政府付费型和使用者(受益者)付费型,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选择受到生态服务的类型与性质和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在总结流域生态补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太湖流域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及存在问题,尝试设计多地区—多主体—多层次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为太湖治理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推广到其他流域。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而协同学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形成机制应着力于从主体互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惩罚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构建,并从理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系统设计,即通过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和全面推进多元主体环境信息公开共享等路径来推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责任嵌入与政府环境责任实现的多元分析

政府环境责任嵌入是一个多领域、全方位的问题.生态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推进生态制度规范和环境法治建设来强化政治领域的环境责任,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驱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担当经济领域的环境责任,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需要政府经由生态教育、宣传等途径来承载文化领域的环境责任,社会领域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离不开政府倾力发扬环境民主和培育社会环境自治.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公共产权视角下政府资产治理问题研究

根据公共产权理论,人民是政府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各级政府是多层次代理人。为确保政府遵照委托人最优利益并实现政府资产效能和公共价值最大化,政府资产治理应在国家治理框架下循着受托责任链条进行。政府资产治理是为了实现政府资产的长期公共价值和减低代理成本而设置的一系列机制,强调善治、战略、绩效、权力制衡、约束和监督、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等。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集成治理和政府资产管理越来越重要。我国当前政府资产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和漏洞,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公共产权逐层分解、以受托责任和善治原则为核心构建的政府资产治理框架,让公众、人大和监管者、各级各类政府单位和公职人员、政府审计机关、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基于不同的责任参与政府资产管理事务,使得政府资产管理"网络化"为政府资产治理,以立体化、全方位的途径实现政府资产善治,但各种政府资产治理机制需要主动发掘和培育。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水污染防治的立法实践、经验与启示——以日本琵琶湖保护为例

日本中央政府和滋贺县政府高度重视琵琶湖水污染防治工作,通过湿地公约、环境基本法、富营养化条例等一系列立法实践,取得了琵琶湖水污染防治的成功,琵琶湖由此成为世界湖泊流域综合治理的范本。先进的环保理念、完善的法律体系、多种应对机制、自下而上的立法推动是琵琶湖水污染防治取得成功的经验。综合生态管理的立法理念、完善的湖泊水质保护法律体系、公众参与立法是琵琶湖水污染防治的启示。     

政府协同视角下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

城市化发展中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成为重点社会问题,协调政府间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废旧电子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区域环境整体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中共同努力,然而地方政府责任界定不清晰、"理性经济人"特性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废旧电子产品协同治理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仅要完善协同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治理机构,而且要健全废旧电子产品治理法律体系,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是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的难点.研究把上下游政府作为博弈主体,分析上下游利益诉求,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考察长效机制的建设难点、必要条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引入激励约束机制和上下游的"动态"联系后,能够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保护-补偿"策略的稳定性受上游保护时的损益、下游对上游发展的正向拉动程度、横向转移支付额度、奖惩力度等影响.其次,分析了长效机制的内涵,提出分阶段确定长效机制下补偿标准的思路.最后提出完善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规划、明确央地责任和补偿依据、推动完善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论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责任

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要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在环境管理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由于生态治理具有系统性和规模性,政府作为最大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必须承担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目前,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领域的理念和制度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应当从执行、监管和问责制度优化等多视角严格落实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责任,从而更高质量推动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