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城市公共危机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更加了解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推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多元化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社会组织存在良性协同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多元协作应急联动问题凸显、高效管理运营能力亟需增强、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风险面前,社会组织要把“危机”变“契机”,就要看到城市危机事件影响下社会组织发展“转机”和改革的“先机”,通过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加快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协作、增强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和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性等途径,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

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是推动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开放鼓励、微观制度环境渐趋宽松、制度执行环境模糊约束的含混性特征,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养老服务供给型社会组织和支持型社会组织,分别强调其专业服务优势和多元资源支持。从实践方式看,社会组织主要通过承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营机构养老服务、开展志愿养老服务、组织互助养老服务等直接方式,以及政策参与、资源动员、行业自律等间接方式参与养老服务建设。     

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效果研究

文章基于一项灾后恢复与重建期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实证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组织危机参与效果评价的积极水平低于紧急救援期和过渡安置期。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危机参与评价表现出三个特点,即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实际作用评分低于必要性的评分、政府与社会组织作用的评分都很高,以及对政府角色的过度期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低、政社关系失衡和过度依赖政府的政治心理。落实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主体地位,真正构建出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应对危机的有效机制,需从观念转变着手。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科学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课题,基于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谋公益的精神、能够有效整合应急资源、危机治理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及较强的行动力等优势应该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正常阶段、预兆阶段、爆发阶段、恢复阶段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但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立法缺失、衔接有缝、自身实力不足、公共信任度不够等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科学设计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以及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表现在法制化欠缺、组织基础单一、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的忽视、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较低等方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和完善危机教育机制。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公众参与医疗保障的制度研究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中较多强调的是政府及医保经办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但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变的大背景下,从正义权义结构的角度来看,完善公众参与医疗保障的制度十分必要?文章先后对公众参与医疗保障的制度构建原因?架构?支撑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通过对权义结构的分析和逻辑结构的设计,认为公众应当实质性地参与到医疗保障中,提出从参与权到参加权?从表达权到表决权?从监督权到监管权的理念转变,以期更好地保护公民健康权?     

新时期公众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及对策分析——以南通市为例

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南通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取得成效。但目前,公众参与仍存在非组织性、非理性参与、参与意识不足、渠道不畅等问题。针对公众政治参与的限制性因素,可通过加强经济建设、完善参与体制、培育民间组织、营造良好城市氛围多维度提升公众参与实效性。     

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现状与对策——以宁波城管义工协会为个案的分析

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复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志愿组织行使社会权力的重要表现。在大力倡导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以“政府关注、社会急需”为出发点开展形式各异的志愿活动,在城市管理和社会公众之间搭建了一座互动的桥梁,为探索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本文以宁波市城管义工协会为个案,从领导架构、组织网络、岗位设置、会员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剖析城管义工协会的运作模式,考察城管义工协会的运行成效,进而反思其蕴含的问题;最后从强化志愿者的权利意识、拓宽公共参与渠道、健全志愿组织培训机制、推进志愿组织内部建设以及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等维度提出促进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构架和思路。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

评价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政策偏差与制度不足、提出优化策略,对于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政策一致性指数模型（Policy Modeling Consistency,PMC）,以非典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针对公共危机与社会保障核心特征,设计指标体系,定量评价中国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识别社会保障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的建议。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能够有效保障民生并促进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具有一定优越性。但仍存在专项社会保障应急政策缺失、政策内容预测性不足、政策工具组合的有效性低、政策主体权责模糊以及政策评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通过加大专项政策制定力度、增强政策内容的预测性、提升应急响应政策内容的科学性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优化社会保障应急政策。     

风险社会视角下我国核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我国核安全管理在监管部门权责划分、核电站设计与建造、安全管理、企业运营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严重事故应急演习以及公众沟通等方面均还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优化核安全管理可以从几方面着手: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核安全风险的评估框架;加强在运核电站的运营安全管理,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抓住《核安全法》实施的契机,从应急组织架构、应急预案制定、应急队伍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完善应急管理;加强公众沟通,扩大公众参与。     

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中逐渐显露出主体性缺失问题。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涉及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公众、第三方评估组织四元主体。基于主体间关系良性运行视角,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购买、服务、评估三层维度下的双主体间互动关系。根据双主体间关系测度模型,在购买层面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整合自主关系,在服务层面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自主式参与关系,在评估层面第三方评估组织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建设式评估关系,则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在主体间关系良性运行下逐渐确立。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的确立将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论培育我国社会组织的公共性

由于公共参与受到限制，当前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不强。要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必须进行制度变革，让社会组织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这样，社会才会得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形成“善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