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丘浚年谱

(接上期第106页) 案:丘浚《经筵进讲》序云:“天顺甲申八月二日,今上首开经筵,时知经筵官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浚于是时叨克讲官。”(《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学士四荣》) 作《秋兴》7首。 案:诗题注云:“天顺甲申”。(《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5)……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略论《桃花扇》中对儒家士大夫的批判

作为孔子的后代,深谙儒家之道的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对作为儒家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隐微地寄予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期望,但更多的则是对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无能救国的批判,而赞扬了被孔子认为“难养”的“女子与小人”的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政治观的一大发展。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略论西汉时《公羊传》与《左氏传》地位浮沉的原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之为国史教材,后世遂奉之为儒家经典,称《春秋经》。《春秋》之旨,在“据鲁亲周”,通过一定的“书法”原则,表示其尊崇周室宗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并起着正定名分、褒贬是非的作用。但《春秋》指博而文约,后学者为了论“本事”、明“旨趣”而为之作“传”。流传到今天的有《公羊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

出处去就,与取予、死生并列,为儒家学者必须面临的三大关口.出处进退,更是被儒家士大夫称为士君子的“大闲”.出处之辨,其中心内涵就是“为己”与“为人”之辨.因深处社会变动相对较为激烈的时代,最终导致明代士大夫的出处观念,出现了一些转向,甚至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面临出处的抉择时,明代士大夫出现了困惑,甚至出现两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为洁,通过济世立功,藉此表正当世；二是一旦碰到社会动荡的时代,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退处山林.     

补王化之所未逮：儒教国家之佛教社会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佛教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一种作为“异端”的存在,因此有儒家士大夫之“辟佛”。然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又承担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所谓补王化之所未逮,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所认可的。本文从以下三方面阐释了这种社会功能：其一,慎终追远;其二,祝釐祈福禳灾;其三,慈善。特别是第三点,佛教之慈善几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并在这一点上与儒教士绅之社会角色有重叠与相合之处。     

中国家具的演变及其相关礼习问题

我国古时,生活用具还不够完备,长时期以来,养成了“席地而坐”的习惯。有如“筵席”一词,这是后世人们非常熟习的概念,但它却是古代藉坐的生活用具。《周礼·春官》司几筵下注称:“筵亦席也。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疏云:“设筵之法,先设者皆曰筵,后加者为席。”孙诒让《正义》释为:“筵长席短。筵铺陈于下,席在     

试论儒家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 ,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 ,其要求和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 ;“忠恕”的道德品格 ;“博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高尚情操和志向 ;“中庸”的气质和风貌 ;“志于道”、“志于仁”的理想和信念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义利观 ,等等。尽管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弱点和缺陷 ,但它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人格模式 ,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今天 ,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型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 ,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山水审美:从“坐究四荒”到“坐穷泉壑”之变

经历了血雨腥风,魏晋南北朝的文士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遇,从人世的失落到山水的逍遥之转移。宗炳论山水时的"坐究四荒"其实质就是以玄对山水,即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而唐王朝的盛世强音,呼唤着士人们纷纷从山林走向朝堂。宋代更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身居庙堂的文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多。这导致一种普遍的审美立场的转变。从宗炳的"坐究四荒"到郭熙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反映了山水画的审美从隐逸立场到士大夫立场的转变。相应地,山水画追求的理想意境也从"无人之野"转向"可居、可游"之境。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论儒家学说中“人贵于物”的思想

“人贵于物”的原则是对人的价值的尊崇与肯定。从先秦直到明清,历代儒士都高扬着“人贵于物”的大旗,使这一原则不断发展、充实、完善。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因此儒家尊崇人的价值的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不仅独具重视人的价值的特色,且使社会生活也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更加文明和人道。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玉从石生,静为噪君——浅析晚明小品文的噪中出静

小品文虽然兴盛在躁乱的晚明都市，但晚明文人对于生活、对于文学以追求闲适韵味为通则．尤其是对于内在的自娱闲适的追求，使其笔下的小品文于世俗喧闹中不乏静默雅趣，嘈杂中既有儒家的冷静，又有佛家的禅静、道家的虚静，可谓有“不下堂筵，坐穷林壑”之雅趣。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