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心得*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有必要弄清以下五个命题：其一,法治即依法治国,与民主、宪政、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含着所有人都要守法的要求,其深层含义是依法治“官”;其二,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法治优于人治”历经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已属不刊之论;其三,实行法治,需以保障人权为依归,人权发达则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其四,只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定位为以德治“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五,法治的达成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环节的良性互动,而且离不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权利文化、精英人物诸因素的共同作用。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和实践论

文章着眼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从理性上正确阐述“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有益传统成分,为我所用;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要注重“法治”和“德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教育和整顿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循序渐进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沙宪如治国不可无法，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健全。唐太宗贞观时期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与建立了完备的封建法制分不开的。治国之本在于依法治民，但其关键则在于依法“治官”。官良则民治，民治则国安。故...     

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有:“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推行无严格程序的经验与传统决策;“官本位”,其特征是君为臣纲、官贵民贱;“以德治国”,强调对百姓“为政以德”推举贤才与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民本位”,强调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一向以“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并驾齐驱,标榜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与权力监督制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人治”、“官本位”观念,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不能引入不合国情的三权分立;“以德治国”、“民本位”、“法治”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益养分。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凼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几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论法治的内涵及法治国家的实现

所谓“法治”,并不等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管理”,或是什么“管民”、“治官”的问题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涵与严格的条件要求 ,其中包括民主制度、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权力保障与公共权力制约等必备内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 ,澄清观念上的盲区与误区 ,是当前顺利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认识基础与前提     

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