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盛氏拙园义庄研究

同治七年,盛康在常州建立拙园义庄,旨在敬宗睦族,团结家族成员,壮大家族力量。义庄规模很大,盛氏家族对其进行严格管理。由于经营得当,每年皆有盈余,并在完纳国课、赡养宗族、兴学助教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拙园义庄的建立和发展对盛氏家族和社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义庄提倡的旧道德也应批判。     

宋代宗族义庄述论

在宗族涣散的宋代,义庄济贫扶弱,旨在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为宗族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式和践行路径,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极力推崇和效仿,成为宗族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宋代义庄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因此,从整体性关照的视角出发,考察宋代义庄肇始的缘由、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对管窥宋代宗族组织及基层社会的因革递嬗具有重要的价值。     

家族的文化研究

家族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组织之最小的单位,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广泛占有着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多方面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家族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从某种程度说,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家族的兴衰折射着社会的兴衰。对家族进行深入剖析,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刘焕阳教授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5月)一书将文化作为切入点,通过世系行状、师友交游、家族著述等几个环节,全面、集中而深刻地展示了宋代晁氏家族的整体风貌、深厚的文化…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婚姻研究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婚姻的特点一方面具有地域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和当时的一些著名大家族联姻,这对于晁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由于晁氏家族自身良好的文化素养,也对与其联姻的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这些家族形成了一个婚宦交游圈,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重要力量。     

浅析宋代“家”与家长权的流变

梅因认为,各种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过一个家父权时代。中国家族法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家、家产以及家长权三个重要因素。三种因素之间互相制约,形成了影响家长权变更的内部结构基础。而在宋代社会经济发达的历史背景下,宋代的家与家长权受到家庭经济供养平衡、社会分工细化等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家族法构成要件中的家产与家的内部关系,导致了宋代的家与家长权发生了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的新变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宋代义庄保障制度的文化诠释

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在我国民间保障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对该制度进行文化探源,剖析了儒家“仁爱”思想、宗族观念、推恩精神等构成制度的文化基因;解析该制度的文化形态,揭示了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构筑的协同的文化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因素是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发生、发展的深层根源,其文化建构过程可以为当下民间保障制度发展提供历史参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民间保障事业发展需要唤醒国人基因中的“道义关系”,重构“道义秩序”,从而达到“文化自觉”。     

宋代产育之俗研究

我国人民一向重视祖宗香火的延续,生男育女,人丁兴旺,不仅使家族得以繁衍,将来还可以扩张个人及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宋代社会各阶层人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对子嗣问题是相当重视的。我国的育子之俗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宋代的产育之浴,形态更加完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宋代社会因素对中医时间医学发展的影响

中医在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时间医学的思想,宋代是其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高度繁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分析了宋代国家政策、社会经济、理学及天文历法等因素对宋代时间医学发展的影响,为当代中医时间医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商业的繁荣兴盛。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于宋代商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很多关注,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作了很多论述,但对商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缺乏关注,因而也影响甚至限制了人们对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及认识。     

义庄、善堂与社会救济——基于20世纪上半叶无锡的分析

地处江南的无锡,物产丰腴,人文发达,社会救济事业也走在全国的前列。清末与民国时期,无锡的望族依靠祖宗遗留的义庄,以保障宗族内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学业;前清名绅所创建的四善堂,继续在社会救济上发挥重要作用。由绅士主导的社会救济机构拥有较强的独立性、民间性与经济来源的稳定性,但因政府在救济方面的严重失职和缺位,无锡的救济事业在一个极低的水准上维持着。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义庄与善堂都成为历史。现在的无锡,社会救济事业在大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小的挑战——那就是有影响力、公信力的民间救济力量还难觅踪影。     

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宋朝司法腐败现象简论

宋朝是继唐之后法制成就最辉煌的时代,在中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法律本身并不能自行实现其社会价值,只有通过任官行法,才能实现法律的社会功能。而在宋朝,由于吏治腐败的发展,司法腐败则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严重削弱了宋代法制的实现和社会功能的发挥。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略论宋代家训中的“女教”

宋代是我国家训发展的重要时期,家训中出现了大量针对女性的训诫——＂女教＂。宋代＂女教＂的内容偏重于以儒家纲常伦理去规范女性行为;形式则多种多样以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女教＂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重亲情、重感情,这使受教者与施教者在情感交流中实现了互动。宋代家训中的＂女教＂反映了宋代两性关系上男性的话语主导权,宋儒借此成功地塑造了宋代女性,完成了儒家伦理对家庭的渗透。     

宋代歌妓略论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述略

在我国历史上 ,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 ,兴盛于宋代 ,到清末终止 ,存在了一千年之久 ,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宋代女子离婚、再嫁与社会地位

宋代社会作为传统宗法社会的成熟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广受学人关注,论者多从宋代女子离婚、再嫁及贞节观问题切入,认为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贞节观的宽紧、再嫁的数量成正比.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表浅的看法,宋代社会女子再嫁往往与其私有权缺失相关,无论是贞还是淫,都体现了父权意识形态的要求,从女子再嫁的具体原因分析她们的处境无疑更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