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风险治理的安全网与结构洞——基于天津港8.12事故的案例分析

现代社会系统复杂程度高，蕴含着多重安全风险。人们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构建了安全防护网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与高效运转。目前的安全防护网络具有结构立体性、功能复合性和机制联动性等特征，风险治理效果尚可。天津港事故却暴露出现有安全防护网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漏洞。这表现在：该风险防控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治理“黑箱”，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功能性（机制）联结缺失，综合风险预警和防范存在“缺环”和“断链”现象，导致安全监管信息孤岛效应和日常治理效力的递减。缺少了制度和机制的有效约束，有关组织和个体的风险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安全责任意识由淡化变为故意，风险治理的行动由努力减缓转为刻意放纵与违规。最终，安全防护网被彻底洞穿，酿成特别重大灾难事故。只有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系统化地“查缺补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质、挑战及模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网络空间的传播变革,是推动网络信息治理的源动力。从目前来看,网络信息治理将面临三大挑战:能否达成或达成多大的价值共识,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方向;如何防范或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垄断集中的趋势,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效度;如何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前景。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是推进网络信息治理的根本之举。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信息治理必须打破区隔化的规制思维,探索构建具有最大价值共识基础的多中心复合共治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推进网络信息治理模式创新与优化,需要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探索构建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生态,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立内外联动、科学理性的舆情分析与风险评估机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目标模式与政策含义——以闽江流域为例

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机制,难以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流域网络治理机制是流域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功能性的客观要求,也是发达国家流域治理的普遍经验,更是推进我国流域治理府际间"碎片化"缝合的现实选择。根据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以闽江流域为例,其政策着力点在于设立权威的流域协调机构、规范行政分层治理的考核体系、建立流域区际政府间的协商机制和完善流域治理的自愿性激励政策。     

包容性治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社会治理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作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体,包容性治理是对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包容性治理源自存在逻辑同构性的治理理论与包容性发展理论,其核心意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主体的多元参与性,过程的互动合作性,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在我国,推行包容性社会治理是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包容性治理预留了发展空间;社会治理危机的出现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动力;政府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公民意识觉醒与社会组织发展都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现实基础.与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式社会治理体制不同,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基于立体治理网络的协同与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将显示其优越性,并会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公司的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与多边治理——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到利益相关者

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是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上,公司经历了一个由物质资本独享企业所有权,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再到利益相关者共享企业所有权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在公司治理方面,企业经历了从单一的物质资本主导下的单边治理,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主导下的双边治理,再到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平衡的多边治理的发展过程.     

食品安全的网络化治理: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为应对当今社会的复杂形势,强调互动沟通、平等协商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美国被运用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美国通过治理机构间及治理全过程的多维网络建构,成为世界上食品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正受食品安全困扰的中国可以借鉴美国成功经验,充实网络参与主体间的信任存量,促进规范信息的交流共享,推动网络主体的诱导动员,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中国路径的范式重构。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突发事件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及驱动力分析

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支持、公民参与诉求的提升,使得突发事件应急沟通方法转向"协同治理"的"自适应"方向。借助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多主体广泛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后可以发现:"协调-处理-进化"三角稳定型应急沟通自适应系统的三大机制联合作用、契合对接,能够支撑应急管理全过程;对政府-企业-媒体-公众多主体广泛参与、系统内部主体间治理机制的驱动力分析,为多样化、聚集化、复杂化的应急沟通主体建立了有力的制度安排。     

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一个理论阐释

作为交易规则与生产属性的统一 ,企业在本质上是以集体知识与个人知识的积累与融合为特征的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的长期契约集合 ,决策权的优化配置与旨在代理人激励—约束相容的治理结构安排及治理机制设计是关于企业组织效率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企业在知识成本与代理成本双重约束之下发展与积累核心竞争能力的结果 ,共同治理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常态 ,而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结合则是企业所有权安排动态发展所必须基于的原则。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集体效率、非正式制度与产业集群治理问题研究

产业集群的效率取决于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产业集群治理是产业集群赢得集体效率、规避锁住效应的制度安排。交易限制、集体惩罚与集群文化是产业集群内在化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外在化是集群治理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制度化是高效的集群治理的保证。     

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近年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频发，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显露无遗，相应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具有公共组织与股份公司的双重属性，使得改革方向出现分歧，改革进程推进缓慢。从根本上说，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在减贫等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中国应积极推进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首先，必须明确“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定位，表现出推动改革的积极态度；其次，要紧密围绕“发展”主题，注重长远利益；再次，要加强对世界银行人事安排的参与；最后，要积极构建世界银行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正式协调机制。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诠释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项工程建设的进程,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做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诠释。只有系统地诠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之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才有了正确的方向。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实践路径。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重塑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农村要建成新农村,必须改变农村现行治理结构。结合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重塑农村治理主体;培育农村良好的治理氛围;选择合理的农村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合作主体的农村治理结构;完善多方共赢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