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徵圣》“装点门面”说辩

《徵圣》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提出了文章的创作主体和以圣人之文为标准的创作准则。将《徵圣》与《宗经》进行比较,从逻辑上得出《徵圣》为《宗经》之前提,二者内容相似但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另外,《徵圣》提出的为文标准与刘勰于此篇所提的"体要"观在全书也得到了由始而终的贯彻。因此,纪昀评价《徵圣》的"装点门面"说有其不当之处。     

论"立言不朽"作为文学话语的历史生成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领域内,"立言不朽"由政治(伦理)命题转化为文学命题是经过两个人实现的--曹丕和刘勰.曹丕提出"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文学争得了与"立功"、"立德"平等的地位;他还有意使"经"向"文"屈就,"文"向"经"攀升,从而在文学外部实现了"立言不朽".刘勰则以"宗经"为策略,在文学内部实现了"立言不朽".他认为,文学只有"宗经"才能祛除"去圣久远,将遂讹滥"的弊病,得以健康发展.因为"经"具有其它文化资源所不具备的思想取向与艺术选择的优势;"经"具有可以为文学效法的优点;"宗经"的核心是"正末归本".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的检验,刘勰真正实现了"立言不朽".     

"五经皆文":《文心雕龙》潜在的逻辑前提--刘勰的"宗经观"新探

"五经皆文"是刘勰在<宗经>篇里集中提出并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刘勰为"文"之"宗经"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而且在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清理,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据以产生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渊源.     

从南北风气异同论刘勰“正纬”说

刘勰对纬书的根本看法是"事以瑞圣,义非配经",即认为纬书只当作为帝王受命之符应存在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应作为与经学相配之"内学"存在于经学诠释领域。在当时南北并立的情势下,前者反映了南北的共同风气,后者则反映了南朝不同于北朝的一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南朝内部侨姓之于吴姓的不同立场。"事以瑞圣"之圣主要不是指孔子,辨明了纬书"事以瑞圣",也就间接地证明了其"义非配经",后者才是刘勰用心所在,也是《正纬》篇得以列入"文之枢纽"的主要原因。通过思想和文学的双重否定,刘勰将纬书剥离于经学,从而保证了"文之枢纽"前三篇所建立起来的以"宗经"为中心的文学秩序的纯洁性,这是《正纬》篇的枢纽意义。这一意义是文学指向的,但并不是通过"有助文章"的肯定实现的,而是通过"无益经典"的否定实现的;这一否定性的枢纽意义不仅体现在《正纬》篇的篇名上,也体现在《序志》篇"酌乎纬"的总体判断上。     

试论王通《中说》之“道”观

介绍了王通其人和<中说>其书之特点, 以第一手材料例证比较<中说>"道"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指出王通援用了以老、庄为主的道家言辞作为自己论"道"的思想素材; 在此基础上, 析出王通所认识的"道"的本质是"至德", 内涵是儒家的, 作用是类<中庸>的"教", 是"变"、"易"、 "中"的简约和抽象."道"具有超越性和人间性两种特性, 同时将其"道"观划分为在国、在家、在群、在人之道, 展开四个层次梳理分析, 其主旨是以"道"为关节点, 融合道家、儒家思想, 以道补儒; "道"也是王通治经的学术制高点, 是他传承圣学, 继承周孔以后的道统, 并以此试图寻求以学术与政治互动的旗帜,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汾道统"之"道"观.     

人皆可以为尧舜:论颜元的"偏圣"观 ——兼谈明清圣人普遍化思潮

颜元承孟子性善之旨,认为"人无有不善",但他亦不得不承认人的气禀有偏正之分.在"偏亦为善"的基础上,颜元认为,气质偏驳之人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有所作为,最终成为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这样的"偏圣".颜元继承了孟子、朱熹关于"偏圣"的说法,却一改孟、朱对其"虽为圣但吾不取"的态度,对"偏圣"给予正面的认可.对于气质偏驳之人如何成圣,颜元亦提供了"就其质性之近而学,近夷学夷,近惠学惠"的方案.颜元的"圣人观"受到明代以来圣人普遍化思潮的影响,他吸收了王阳明"以才力论偏圣"之思想,进而发展为"以气质论偏圣",极大地扩充了"圣人"的范畴,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成圣道路,较诸王阳明,走得更远.     

先秦文学风格观对刘勰“风骨论”的影响

以<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为代表的诗经时代文学风格观念与"风骨论"有着渊源关系,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文学风格观都不同程度地对"风骨论"产生过影响,先秦诸子和魏晋玄学的风格观对"风骨论"的形成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正是刘勰从"宗经"、"征圣"的复古立场出发,提出了古代文艺理论中属于内容方面的重要范畴--风骨论.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说献疑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有所为而发的一面之辞.其实与"至人重身"相比,他更敬重的是"损己为世"愍世忧时"的儒家圣人.其经学论文<管蔡论>,立的就是管、蔡忠贤以彰显文、武、周公圣明之论.他固然提出"六经未必为太阳",却不等于在说"六经非太阳".而将伊尹事汤和周旦隆化尊为典范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不可能是背弃名教的命题.所以,在不容名流隐逸的魏晋,以"乱教"非毁典谟"论诛嵇康,不过是司马集团在残杀拒绝"归心"的"卧龙"以胁迫天下而已.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戏瑕》所记“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再析——答李永祜先生兼及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文待诏诸公"、"文徵仲诸公"、"文衡山诸公",皆是通称而非专称,也非确指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其中"文待诏诸公"并不等于"吴中四才子"。文、祝、唐、徐四人年龄差距颇大,并没有共时的青年时段和诸生生活能够在一起"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是和文徵明诸公一起听的,听的是同一个内容,即有摊头的宋江故事,时间不早于钱氏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具体时间当更晚。《戏瑕》所载正是文徵明晚年与门生故旧"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有幸"与闻"。这则史料不能用来证明嘉靖以前《水浒传》在社会上流传过。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不主观妄断,不随意推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和准确。     

永明延寿“性宗圆教”思想研究

"性宗圆教"是延寿"禅教一致"思想的核心,其根本含义是"无相真心不变随缘,与一切法不一不异",该思想以融通性、空、相三宗为特点,其主旨是"以心为宗",而其依据的主要经典则是《华严经》和《大乘起信论》,这是他深受宗密和澄观影响的结果。通过研究延寿的这一思想可以看出,其立场是"性宗",并强调"性宗"对空、相二宗的兼容,其目的是试图用"性宗"切换掉"空宗"在禅门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为针砭唐末五代禅宗时弊提供理论基础。     

简论孔子的军事思想

孔子"文圣"的光环罩住了他能武的一面,事实上,他不仅能文而且精通军事.他的军事思想颇有见地,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慎重对待战争;反对不义之战;主张先教后战;重视军备;强调足勇好谋.     

《文心雕龙》“文之枢纽”考论?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问题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且观点繁多。从注重原典的角度出发,用文字学研究方法对"文之枢纽"相关内容进行文字考析,能够还原刘勰"文之枢纽"的本相。其实,"文之枢纽"中的"文"无论是指《文心雕龙》一书还是指"为文运篇",在刘勰心中都是有机统一的。其枢纽应该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而不应省略《正纬》、《辨骚》中的任何一篇。刘勰已经意识到了文章与"经"之区别,建构了自己"为文之用心"(文心)和"雕缛成体"(雕龙)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的完整的"文论系统"。     

必须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污毒

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要繁荣,必须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污毒.封建专制主义害死人.在我国皇帝统治的漫漫长夜里,多少知识分子皓首穷经,只会在钦定的几部"经典"中翻觔斗,翻来翻去,犹如在如来佛的手掌里,吸不着人民群众中的新鲜空气,看不到九州禹域之外的广阔天地,僵化的头脑只记着"原道"、"宗经"、"征圣",干瘪的咀巴只背着"伏惟皇上"、"子曰诗云",一评价起作家作品来,就是以皇帝的圣旨为标准,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颠来倒去就是几句干巴巴的空话、大话.出现一些民主性的精华,就是"异端邪说",为真理而斗争,就是"非圣无法",多少优秀     

试论陈师道的文学思想

陈师道作为苏门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当时所盛行的诗、词、文、赋、诗话、笔记等文体都有所涉猎,而以诗歌创作成就为最高,与黄庭坚并称"黄陈",被后世尊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研究论析陈师道的文学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苏门文学集团、南北宋之交诗坛状况及"江西诗派"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中的“宗教”释意问题

中国古无“宗教”,“宗教”一词源于西方的现代宗教概念。“宗”,原本是尊祖庙,《说文》云:“宗,尊祖庙也。”“教”,原本是上行下效,乃教化之意,《说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与“教”连言者,自古只有礼教、政教。儒家学派形成之后,又有儒教,即以儒家学说为教。《史记·朱家传》云:“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晋书·宣帝纪》云:“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宗教”一词,是随佛教传入才有的。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之分派,合称“宗     

《文心雕龙&#183;正纬》“折衷”解义

《文心雕龙.正纬》刘勰采用了"折衷"思维方法。刘勰通过"擘肌分理"的过程,准确把握了谶纬为"伪"及其"诬圣"、"乱经"的"势"、"理"本性。由此之"正纬",其目的在于归儒经还之正宗。     

百家异旨趣，六经富文章——曾巩文章观探略

有宋一代,士人博才勤学,曾巩亦好读百家之书,但在他看来百家之书"知偏一方""道偏一用",只有儒家经典适天下之用。曾巩作文以六经为本,源于以文明道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儒家经典为师法对象。他认为,六经等儒家经典发明圣人之道,思想玄奥深邃,体大言微,长于叙事,在文法上亦有可借鉴之处。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对象,曾巩为文根柢经义,引"经"据"典"多出于儒家六经,议论、叙事从容严谨,完备透彻,自有法度,法三代两汉之文,使曾巩自壮其气,获得审美愉悦,其论合于儒道,是为一代名家。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史记》首著黄帝用意探析

司马迁撰《史记》,既不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又不尊圣人之意从尧、舜写起,而著黄帝为首,定有原因.据探析认为,其用意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本着"实录"原则,不唯经圣,以信史为据;其二是树黄帝为中华民族不朽之典型;其三是借古讽今,以讽刺批判汉武帝好神仙的愚昧;其四是赞扬汉初实行"无为而治",以推崇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