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就业了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分析

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衍生出许多非标准化的新就业形态,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创业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和受传统金融排斥群体的就业,居民金融素养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就业过程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发挥数字金融优势,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等,促进居民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该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物质层面富裕与精神层面富裕构建家庭共同富裕指数。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了居民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并且对物质层面的共同富裕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家庭消费升级、提高经济活力,进而推动居民共同富裕,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共同富裕呈现正U型关系,并且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能在经济欠发达、教育薄弱地区取得更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家大力鼓励"双创"和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从普惠金融视角揭示金融服务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微观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普惠金融理论框架,从信贷、商业保险、第三方支付三个维度衡量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拥有中低财富水平的家庭受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更大,在风险厌恶水平居中的家庭中保险覆盖面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地区支付便利性的促进作用则更明显。上述结论表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均有助提升家庭创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创业能否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创业行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创业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以及相关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创业行为在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上发挥了正向作用,具体表现为创业对居民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为发展型消费,最后为生存型消费。机制分析发现,创业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扩大家庭社会网络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较高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创业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另外,相对于高收入、非贫困家庭,创业对低收入以及贫困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应继续鼓励居民创新创业,既能在宏观层面上为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能,又能在微观层面上解决居民就业,带动内需增长。     

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基于CFPS2018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是重组要素资源的关键力量,为活跃市场主体、促进家庭创业带来新契机。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互联网使用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存在户籍和年龄异质性,相较于非农户籍而言,数字经济对农村户籍群体创业意愿的影响更显著;相较于青年群体而言,数字经济对中年群体创业的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丰富社交网络,为家庭创业提供机会与路径。鉴于此,可以通过加强信息服务覆盖、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宽数字金融服务边界、加快数字化人才培育等措施,在“十四五”时期助力数字经济赋能家庭创业。     

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普惠逻辑,使用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发现,数字化金融普惠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维度与功能间具有异质性,数字支付、小额保险、网络信贷缩小差距显著,而小额理财、小额投资、信用服务等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门限效应,当城镇化率低于0.862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反之亦然。由此提出通过农村数字化转型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优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普惠水平、增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与城镇化的对接等政策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作用具备双重门槛特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位于第一门槛值(2.916 1)和第二门槛值(5.735 7)之间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弱,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其对乡村振兴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截至2018年,全国有8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跨越第二门槛值,其中有6个为东部沿海省份。由此可见,我国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不均衡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加大各地区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有效提升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第二,根据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有差别的普惠金融策略,提升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相应体制机制;第四,建立智能化风控体系,构建普惠金融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产销信息不对称对农户过量施肥行为的影响

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环节信息不对称影响农户施肥行为和收入。将蔬菜价格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利用处理效应模型分析蔬菜价格、肥料价格与农户施肥行为和农户收入间的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探寻过量施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路径。研究结论：（1）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户过量施肥的主要原因,不具有“质量”溢价的农产品价格上升会导致过量施肥;（2）从质量安全角度看,过量施肥会导致农户收入下降,即利润最大化的农户个人目标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目标存在一致性;（3）过量施肥主要通过影响农产品质量而对农户收入造成负向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提高农户对过量施肥危害的认知并帮助农户树立合理的施肥理念;（2）促进农户种植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3）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组织的规模效应,降低有机肥使用成本,并进行肥料投入过程监管;（4）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数字金融具有缓释传统金融的地理排斥、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和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优势,是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由于传统金融自身局限性和数字金融的不完善性,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产生新的金融困境。为此,必须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数字金融覆盖面;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加大对乡村产业融合的支持力度;构建数字金融征信平台,营造良好的乡村产业融合金融生态;重视数字金融监管,有效防控乡村产业融合中的金融风险;强化数字金融教育,提升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金融素养。     

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时空差异研究

以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双向作用关系为切入点,选取2001-2014年的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数据,计算中国大陆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时空差异。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土地财政状况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将全国31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和城镇化水平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高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中度协调）,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勉强协调）以及经济和城镇化水平落后、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小（低度协调）4类区域,进而分析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关系的调控政策。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区域金融创新： 效率评价、环境影响与差异分析

我国的金融政策调整凸现区域性特征,金融创新向区域内的拓展对深化金融改革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金融创新在区域的表现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测度区域金融创新在效率层面的水平,研究影响各观测单元投入的环境因素,从省际和区际层面衡量我国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差异后发现：地区经济基础、政府贷款干预、区域金融市场建立等环境变量会影响区域金融创新的效率水平,省际和区际之间的效率差距仍存在。因此,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提高区域金融创新效率以及缩小与前沿省份之间的差距。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文章测算了中国1998-2015年各个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最后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省域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而大多数中西部内陆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则相对较低;省际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在空间上并非呈随机分布的特征,邻近省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模仿效应,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分解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金融发展结构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专利授权量、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均能显著地提升低碳经济增长效率;此外,人力资本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则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