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村贫困代际转移及阻断对策

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及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而且贫困代际转移明显.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民族文化习俗等因素是少数民族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致因.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等措施阻断贫困代际转移.     

自然地理环境贫困效应实证分析——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

从空间贫困理论的视角,根据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困发生之间的关系,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2006-2012年新疆17个边境重点贫困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自然地理环境的贫困发生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地理条件对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率有显著影响,政府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可以缓解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效应的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村贫困率的减低有显著性影响.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形成原因探略

全面分析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的原因,对于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从已有的致贫原因分析研究中,我认为制度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生产与开发、人口与素质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所在。     

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研究

农村贫困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贫困实质是缺少自由、缺少生存发展机会与能力的可行能力贫困。传统的反贫困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公共治理,其直接的目标指向于生存意义上的经济贫困,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凸显不足。发展型社会政策是一种与发展理念及目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政策模式。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而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嵌入为我国农村扶贫开辟了社会政策新路径。     

基于AHP的农村致贫因素研究

基于系统论观点,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划分,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构建包括4个层级、27个指标的农村致贫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四川省青川县实际情况,运用AHP方法对其致贫因素进行综合评析,得出该县主要致贫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制定脱贫政策提供定量依据和参考。     

我国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创新——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路径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本质上说,我国农村贫困是多维度贫困的综合状态,农村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发展机会丧失,发展权利缺失。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反贫困政策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补缺型"政策模式,偏重于经济上的救济,而不注重培育发展的理念,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群体的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要素嵌入反贫困政策,符合我国农村社会政策的转型方向,是构建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创新路径。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清末时期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末时期,安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变革都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政府也为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如推广经济作物技术、改良农产,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与普及农业知识,创办农政机构等,这些政策对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安徽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变革,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发展、集镇的勃兴等三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安徽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经济依然是在徘徊、反复状态下畸形的发展.     

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农村贫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以甘肃农村为例,分析得出了甘肃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生产资金、农民工就业、贫困文化五个方面;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了各影响因素与贫困的关联度分析,确定各因素影响贫困的重要程度;根据分析所得结论,提出了解决甘肃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以期丰富农村贫困理论、为相关部门制定农村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精准扶贫的人权诉求、社会阻力及实现路径

为了彻底消除贫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贫困态势,党和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消除贫困已成为世界人权的优先事项。消除贫困、发展权利、幸福权利是精准扶贫的三维人权诉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贫困多样性、农村社会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等是消除贫困的社会阻力。为此,可以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公正制度、健全精准识别机制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等途径,促使精准扶贫战略的人权诉求实现。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对策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产资料持有不均衡,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并且多分布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分析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的因素,如居民教育水平低、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发等,并提出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指出现阶段中国必须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居住于农村地区,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在农村贫困人口迅速降低的同时,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和比例迅速增长,出现"贫困人口城市化"现象。城市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新风险,其空间分布模式也不同于农村贫困人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种新型的贫困和新的挑战。在减缓贫困的战略和政策上,中国需要有新的思维。新思维的重点是通过发展和完善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强城市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赋予贫困人口机会和权利,并促进贫困人口的参与,减少社会排斥。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 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 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报告

贫困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还是生态与政治权利问题,贫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本研究以高覆盖率(我国西部6省11县20个贫困村)、大样本(200多户)农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程度及特征,为今后扶贫政策的更有效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我国农村反贫困机制的构建——基于"政府-市场"双导向视角的研究

工业优先和城市偏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农村贫困的一个制度性原因。政府应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城乡统筹,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逐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同时,重构我国农村反贫困制度,依靠市场经济手段,尊重经济规律,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强化贫困人口市场化的参与程度,最终形成以政府和市场共同为主导的双导向反贫困机制。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西部地区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状况,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通过对贵州省情况的分析,表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农村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的不足是导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改变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根本对策在于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