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交往在我国农村存在的价值

在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中人情交往的主要形态,并对其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内涵进行解读;运用社会功能的相关理论对这种人情交往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人情交往的功能主要是稳定农业生产、促进信息交流和维护村庄和谐;而更深层的意义还包括促进社区整合和提供心理归属,并由此对农村社区的存在价值进行探讨。     

农村人情现象解析——以湖南邵阳严塘村为个案

适度的人情往来满足了人们情感需要、维系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农村人情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湖南严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湖南农村人情往来存在长期性、互惠性、不均衡性等基本特点。目前农村人情往来持续、终止或“攀人情”等现象，更多的不是因情感理性，而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不合理的人情往来给村民的生活、精神带来伤害。因此，应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廉政建设、改革农村的人情风俗习惯等方面正确引导农民，使之建立文明、健康的人情往来习俗。     

农村社区中礼物交换的社会学分析——以华北地区L村的一次婚礼为例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尤其是在人情关系型的传统农村社区,人情是村民之间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主要依据和准则,礼物则是交换的载体。婚礼中礼物交换不仅规范人们行为、促进人际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还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裨益人们,使公众感知和承认生命周期中的重大决定——婚姻关系的社会维系功能。     

农村社区中礼物交换的社会学分析——以华北地区L村的一次婚礼为例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尤其是在人情关系型的传统农村社区,人情是村民之间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主要依据和准则.礼物则是交换的载体.婚礼中礼物交换不仅规范人们行为、促进人际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还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裨益人们,使公众感知和承认生命周期中的重大决定--婚姻关系的社会维系功能.     

关系人情取向与村落内生性公共权力——河北Y村选举分析

由于中国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在探讨村民的选举行为时，不能忽略关系、人情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并不是投票的主导因素，感情网络与传统社会中对于关系、待人处事的社会期望深深地影响村民的行动逻辑。人情和关系成为村民投票和评价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内生的公共权力被困在关系人情的强大力量中而失去自主性和培养民主文化的能力，有待理性民主的引导。     

人情债、人情圈与交往逻辑变化——基于浙西周村的调查

以浙西周村田野资料为基础,阐释当地农民的人情债观念和人情圈特征。调研发现:农民人情交往中情义亏欠感日益减少,市场货币性考虑与日俱增;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已婚子女构成了每个核心家庭最基本的人情圈和交往圈,姻亲和私人关系已经主导了婚礼中的人情往来。研究认为:理解农村人情交往一系列变化的大前提是分析农民日常交往逻辑的转变,因为日常性人情的弱化和缺失,仪式性人情的情感表达性功能才被放大,成为生产和再生产农村亲密关系的功能性替代;此外,市场经济原则不断侵入农民社会交往,人情的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也正是一些地区人情竞争、攀比等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文化嬗变

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人际关系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单一的血缘宗法人情关系,打破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较为单一且利益冲突不甚明显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交往的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多元的特征。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嬗变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等级原则的弱化、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冲击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逐渐淡化人情关系和潜在的个人主义因子在现代社会的膨胀等方面。     

圈层生活中的民主：农村选举的运行逻辑

圈层社会是农村社会生活与交往的重要表征。依据社会成员互动的关系性质,农村社会呈现出家族圈、人情圈、公共圈和示范圈等等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内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农村选举运行于农村社会生活内部,在运行过程中被农村社会中的圈层特性所覆盖,并呈现出不同于制度理性和民主预设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直接体现就是各个圈层之间的互动与交换,进而打破原有的社会资源网络,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整体再造与重塑。从民主社会度发育的角度上看,这种＂打破-重建＂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基层民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成长与深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重新认识基层民主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状态。     

浅论中国近代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

人际交往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近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异常复杂而又千姿百态。日常的人际交往一般循着亲缘、地缘和业缘三大交往渠道展开，并因之形成联系纽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人际关系的发展不仅反映出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轨迹和内在文化冲突，也更新着社会生活的内容。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发展既显示出多样化、外向化的趋向和交往观念中等级意识的淡化及礼仪上的简化，又形成新旧交往观念形式的共存和城乡社区之间的巨大反差。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高校学院学术治理的价值失范与修复

价值规范遵循适当性逻辑,是内化于高校学术治理行动者的稳定动力。应然层面,高校学院学术治理价值以适当性逻辑为主导并指向遵守学术规律、维护学术道德、鼓励学术自由、强化学术胜任。然而,学院学术治理实践中行政惯性、多元主体人际互动的关系网络及人情文化传递过程诠释了治理价值失范的复杂图景:行政自上而下的价值同构,人情、科层倾轧学术理性,角色混叠与精英管治交错。回归学院学术治理价值规范,应调适学术治理的价值联动机制,消弭强人情弱学术的失范困境,监督管理者与学术精英的角色。     

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农民工子女的抽样调查

流动儿童孤独感及其受跨文化流动的影响可以通过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进行检定。在社会交往的理论视角下,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可分为交往缺失型孤独和交往缺少型孤独两种类型。基于2086名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表明,学校性质、老师更换情况、学校更换次数和搬家次数对孤独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同学交往方式对缺失型孤独感的影响极为显著,交往缺少型孤独感的内部分化要大于交往缺失型。流动性对该群体孤独感的影响更多地来自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儿童个体运用积极的社会交往策略,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效避免孤独感的产生。     

浅议乡村社会变迁中电视的角色——以豫南水塘村为个案

电视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所了解的世界。从社会学角度出发,选取豫东南地区的一个村落作为个案来调查,尝试了解和认识电视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结果表明:电视与乡村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电视打破乡村的信息垄断和话语霸权;电视重塑乡村人际关系的数量和种类;电视重构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和闲暇活动。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乡村医生工作满意度研究

目的：调查镇江市乡村医生工作满意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提出稳定乡村卫生人力资源的建议,更好地发挥乡村医生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中的作用.方法：以ERG需要理论为框架设计问卷对180名乡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成长空间对总体满意度影响效应最大（β=0.56,P＜0.01）,工作待遇次之（β=0.46,P＜0.01）,人际关系（β=0.31,P＜0.01）的影响效应较弱.其中福利待遇、奖惩制度、考核标准、进修培训、晋升机会等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结论：提高乡村医生收入、制订公平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提供更多技能培训机会、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可有效提高乡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     

乡村旅游的“城市性”因素及发展策略

城市化不但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景观深刻改变,而且造就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种“城市生活方式”虽然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也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缩减、人际交流贫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习惯不良、心理压力过大、工作过度疲劳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因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自然景观,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古朴的民风民俗,具有舒缓、融洽、随和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成为人们暂时逃避城市生活方式压迫的一个场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性”因素的存在,有的放矢,方能取得好的效果。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78--2004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增长状况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变化存在滞后性。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民收入的低效。由此提出建立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加强农村信贷的政策支持建议,以期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的绩效。     

乡村旅游的"城市性"因素及发展策略

城市化不但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景观深刻改变,而且造就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种“城市生活方式”虽然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也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缩减、人际交流贫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习惯不良、心理压力过大、工作过度疲劳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因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自然景观,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古朴的民风民俗,具有舒缓、融洽、随和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成为人们暂时逃避城市生活方式压迫的一个场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性”因素的存在,有的放矢,方能取得好的效果。     

退耕还林(草)政策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退耕还林（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生态恢复的重要内容。退耕还林（草）作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不仅对生态恢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区城经济发展具有良好作用。论文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吴起县为倒，实证分析了退耕还林（草）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不仅取决于农业内部种植结构调整，而且还取决于以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为特点的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对吴起的实证分析表明：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后农业土地经营在向集约化和产业化转变，农村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该地区正在逐渐摆脱单纯依赖种植业收入的格局。但是，这种变化尚在初级阶段，还很脆弱，今后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     

工作满意度对农村教师转行意向的影响--基于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

教师转行流失是困扰我国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农村教师转行意向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为留住农村教师、稳定农村教师队伍提供预警信息。研究基于西北五省区516名农村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调查数据,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教师个体特征、工作满意度与其转行意向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教师满意度中的待遇、管理、人际、学生发展等4个维度中的大部分变量对教师转行意向有负向预测作用。据此,提出提高农村教师工作满意度、留住农村教师的3点建议:(1)待遇留人——依法提高农村教师收入;(2)环境留人——加强学校人文关怀;(3)服务留人——转变教育管理部门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