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魏晋佛学三大流派之判教

在魏晋时玄佛合流的大潮中所形成的三大佛学派别“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由开始的借老庄和玄学来“格义”到逐渐摆脱玄学影响而更多地吸收印度佛学因素,接力棒式地走过了一个“由玄入佛”的过程。其中,支遁的“即色宗”作为最后一站,容纳了道安“本无宗”的观点,但去掉了从老庄接过来的“生”之比喻,将“无”理解为“空”;继而又把“心无宗”(连同它的各支脉)也当作自身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把“幻化”、“梦觉”和“缘会”等等看作仅仅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看作进入“本无”境界的必要的环节。这就完成了对所有六家七宗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最终则是建立起了一个层次丰富、解释合理、内容全面的大乘空宗学说。但其中仍然不够通透之处在于,在对“色”的理解上仍然是外在地为它找根据,而没有从自否定的眼光把它自身理解为“不自色”的根据,受到僧肇的批评。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东方圣人”释道安

释道安,佛图澄弟子,东晋时杰出的佛教领袖,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创始人。他在创建僧团并制《僧尼轨范》、组织翻译和亲译佛经、编篡佛教《众经目录》诸方面也作出划时代贡献。因此,他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杰出的学者,而且被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读胡适先生的两篇著作

本文就胡适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所撰《说儒》及《楞伽宗考》两文作了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为研究中国儒学和佛学史的人铺平了道路；但两文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把老子说成是“老儒”即其中之一。另外，胡适对盗取宗卷者表示“感谢”，则使人“百思莫解”     

读《般若无知论》

我国姚秦时代的佛学大师僧肇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素享极其豪华的声名.他留下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般若无知论》等三篇论文,是佛教文献宝库中的瑰宝奇珍.其中,《不真空论》,《物不迁论》两篇论文,是从本体论方面讲的,旨在探讨外部世界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所观之境”;《般若无知论》是从认识论,概念论方面讲的,旨在寻思精神的真相,其立论对象是“能观之智”.熔“境”“智”于一片,在客体与主体统一的意义上,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根据、理由和实质,这就是僧肇造作三论的终极目的.《般若无知论》是僧肇在由西域人汉中的佛学巨匠鸠摩罗什门下从学助译时,根据     

周敦颐哲学思想管窥

大抵探讨宋学的,总会牵涉到“佛”和“道”两方面去。据《居士分灯录》说:“敦颐启迪于慧南,发明于佛印,廊达于常总。”其他各子也都与当时禅宗所谓的五家七宗有相当关系,故都认为宋学的产生,实以佛学为其重要的因素。有的甚至说:“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在谈到儒与道的关系时,大家又说:“儒学为着建立自己的本体论以便与佛学抗衡,不得不着意易象,而《易》与道通,由来已久,自会潜受老庄学说的影响,如濂溪之言‘无极’,不能谓毫无老庄思想之因素在。故宋初之哲学与周末之道家,究其微言,固非若秦越之相距也。”我对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看法,异于上述,故重作分析,以就正于方家。     

魏晋玄学向佛学转变的内在哲学根据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促使我们思考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玄佛转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清理佛教般若学理论在中土的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历程．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认识．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魏晋玄学的重新评价。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击探讨．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合流的一大关键。     

欧阳竟无佛学研究思想述评

欧阳竟无通过系统梳理浩瀚的佛教经籍,建立真实可依的佛学研究文本,力求发现佛法本义,为立国立人而建构一系学说,名为“内学”。在此基础上,理出了一条佛学思想演进的脉络,并依此组织佛典用以讲授佛学,示人以学佛门径,是为“院学”。     

试论晋宋时期中国佛学的法性与佛性之变——以《肇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以《肇论》作为文本案例,探讨了晋宋年间中国佛学的创造从集中于法性到集中于佛性的转变问题。作为中国法性学说的发展高峰,《肇论》在中国佛学史上意义重大。通过分析《肇论》的内容和思想,我们发现从法性学说到佛性学说的转变,或者说晋宋之际从般若学到涅学的转变,在《肇论》之中已经埋下了伏笔,这种转变呈现了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此种转向也对中国后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东晋南朝吴兴沈氏之尚武及其地位的变迁

吴兴武康沈氏两晋之际以江东“武力强宗”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对东晋南朝之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其发展过程看,东晋一代,沈氏尚武,成为门阀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且有覆家之祸。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给沈氏武将提供了发迹的机缘,至宋、齐间,其勋业达到鼎盛。由于沈氏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受到了门阀社会的影响,家风逐渐趋于崇尚文化。而南朝后期的沈氏文士预武,则是其尚武家风的余绪。     

论禅学对诚斋诗歌艺术的影响

杨万里的诗论与创作,明显地反映着禅学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这在当时就为人所注意了。葛天民《寄杨诚斋》一诗说:“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并称赞他“赵州禅在口头边,渊明诗写胸中妙”。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家观照与思维方式的影响,是“诚斋体”形成过程中除晚唐诗风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40年的仕宦生涯中,杨万里与禅僧们有过不少的交往。乾道六年和淳熙十四年,他曾两度供职于赣西北的奉新与筠州,而这正是唐以来南宗禅的主要滋生与繁衍基地,南禅“五家七宗”即有四家创立于此。此外,在零陵与杭州任上,他也时与禅僧结友唱和、切磋诗     

王弼之"无"与僧肇之"空"的本体浅析

魏晋时期涌现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潮,一为玄学的开创与兴起,一为佛学的传入与流行.王弼建立了以"无'为本的玄学体系.僧肇则开创了中国化的般若学,建立了以"空"为本的般若学体系.本文主要从"无"和"空"作为本体意义的内涵上进行了分析比较,兼论其诠释方法以及两者对人生的关照.     

论先秦私人講学之风，不始自孔子

春秋战国时代諸子輩出,百家爭鳴;司馬談把他們归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史記太史公自序)这六家的主張,都各有徒党为之傳播,对于当代和后世的学术思想,各有一定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定子一尊,孔子特別受到重視,于是有一些著作,提到講学之风游說之风,都說是始自孔子。由于儒家的典籍得存得較多,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方面,貢献很大,有些地方,后人对孔子不免“溢美”,这是很可理解的。但是私人講学之风,是否为孔子所开創,这是一个仍然值得探討的問     

妙玉、惜春形象和曹雪芹的“色空”观

<正> 《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从某一意义上说是以六对矛盾对立的形象出现的(笔者将陆续撰文予以论述)。惜春的对立面形象不是她的三位姐姐中的任何一人,而是妙玉。作者塑造了这两个女性,表达了他在“色空”观念上的哲学沉思。“色”、“空”本来都是佛学术语,但在《红楼梦》中,经过作家的创造性改造,变成了哲学、美学范畴。用戚序本第一回回末总评的话说,即“色空(曹氏的)空色(佛学的)两无干。”     

以儒解佛——柳宗元的佛学思想

柳宗元对佛学中的般若思想、佛性理论以及中道观的理解深契佛理 ,而其关于禅律并重、定慧等修 ,境与智合、事与理并的思想反映了中唐以后佛教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儒者 ,柳宗元对佛教的理解掺进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然其所以能在佛教中的许多问题上持圆融的态度 ,也正是得益于源自儒家而又有所改造的“大中之道”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