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分析

法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同时道德与法律的结合也是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针对道德与法律结合这一问题,中西方所关注的角度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相结合思想以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相结合思想进行了对比阐述.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多维透视

如果仅从某一个视角去探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得结论的说服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将法律与道德放在人学的、伦理学的、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多棱镜"下,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     

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国内法律伦理学30年研究综述及展望

法律伦理学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和把握法律伦理基础与道德支持的普遍性、规律性学科。改革开放30年以来,法律伦理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初步发展和繁荣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从趋向上,法律伦理学大致沿着＂从法律伦理的基本原理研究到法律实践领域伦理研究,从法律抽象伦理研究到实体伦理研究,从宪政伦理研究到部门法伦理研究＂的走向发展。无论研究者争辩的焦点何在,如何更加有效地地解决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问题、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和自主性问题,都是法律伦理学者的当代使命。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法律与道德关系新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对儒家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要做具体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具体的,不简单地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德法并举,但更要强调法治。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

道德与法律关系是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论争的焦点问题。在批判和吸纳众多思想家理论精髓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试图重塑道德与法律关系。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归根结底是为了论证正当的法律如何才有可能这一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围绕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理解,同时在实践层面彰显出来。遵循从功能和规范层面进而深入实践层面的脉络,本文探讨和梳理哈贝马斯如何重新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审视他对法律正当性问题的解决路向,进而评价其理论优势及理论缺失之所在。     

论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性

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调控力量,法律在解决矛盾冲突、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其强大的力量。与法律相比,道德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入手,规范人们的行为。二者在社会生活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引导二者合理发展会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     

论法伦理学的范式

法伦理学是以道德为视角考察法律科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单纯的法学方法或伦理学方法不足以完成法伦理学的整体研究,需要引入更为宏大的范式概念。通过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考察以及对法律本身的思考,提炼出法伦理学研究的问题范式、理想范式与实践范式,三种范式各有偏重,共同构成了法伦理学的研究范式。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法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法理学的全局问题。不论是法律的本质、特征、渊源还是法律的作用、规范、调整,乃至法律的创制、实施、实现,无一不牵涉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而且就法律和道德关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许多重大的问题;法律和道德的区别、联系,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异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范围,道     

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比较研究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由于东西方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条件的不同,两种文化按各自的"路向"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中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中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想观念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被儒家思想化育,西方人则受基督教观念影响。至今二者仍然在各自的文化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比较研究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由于东西方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条件的不同,两种文化按各自的"路向"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作为中西方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中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思想观念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被儒家思想化育,西方人则受基督教观念影响.至今二者仍然在各自的文化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农业伦理学对环境伦理学的补充与超越

农业伦理学旨在探究农作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农业的应然状态,与发展相对成熟的环境伦理学相比,它具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可对环境伦理学作出补充甚至超越。表现为农业伦理学聚焦作为基本实践活动的农作,关注人与环境间的关系,对环保有直接性和主动性;农业伦理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直接促进人的完善。     

论经营伦理与科技伦理的互动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消费行为理性化,引发人们日益关注经营活动与科技活动是否合乎伦理。公司的经营伦理影响着科技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成为科技人员遵守伦理规范的外在动力;科技伦理为合乎伦理的经营活动提供保证,并改变着经营活动的总体走向。就实现经营伦理与科技伦理的互动而言,科技人员是关键。科技人员应该积极投入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并在其中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     

从传统伦理到消费伦理——当代伦理学变革中的一种立场

传统伦理是在前资本逻辑时代中确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当代资本逻辑条件下的消费社会产生了“异化消费”,从而迫使消费伦理问题成为可能。消费伦理虽然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彻底颠覆,但消费伦理却超越了传统伦理的有效界限——消费伦理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对象,从而试图在人对自然物的审美关系中,以及对消费的哲学反思中建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越来越成为当代伦理学变革中的一种立场。     

对话伦理学:一种形式上的普遍伦理学

对话伦理学是由当代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共同主张的伦理学思想,这既是一种认知的、普遍的伦理学,也是形式的、程序的伦理学,同时还是超越了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阿佩尔以先验语用学为对话伦理学提供了哲学的基础,阐明了以交往合理性规范道德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职业道德:当前道德建设的突破口

由于职业道德在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其作为当前自觉地进行全社会的道德建设的突破口,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传统文化中的职业道德资源相对匮乏,也使得从这方面加强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职业道德建设在短期内取得成效有其自身有利的条件。职业道德建设应首先从一些特殊行业展开,还应在高校和职业学校中及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同时,职业道德建设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和主体的思想观念建设。     

论宗教伦理与普世伦理

消解当今世界各种冲突与苦难需要普世伦理,普世伦理的核心理念是超越差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大融合。宗教伦理不仅是世俗道德的形上基础,而且以它特有的终极关怀,能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的沟通与融合,成为未来普世伦理的基础之一。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比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是韦伯世界宗教经济伦理比较的重点和核心 ,它由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根本价值取向的比较和具体价值观念的比较两部分构成 ,前者主要通过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比较范畴体现出来 ,后者则可概括为根除巫术与容忍巫术 ,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 ,天人对抗与天人合一 ,改造世界与适应世界 ,积极自制与消极自制 ,工作伦理与自然伦理等方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比较观既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和可取之处 ,也存在着不少错谬乖戾之处 ,需要我们加以理性的批判总结和清理。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