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平民大学”办学观与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思想比较

当代“平民大学”的办学观传承并超越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那场极具影响的“平民教育”思想运动，二者在价值宗旨诉求、理论的实践展开与折射的示范效应等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办人民满意的“平民大学”需要在办学定位、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等方面做出创新。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论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嬗变

不同文学观念的形成,不仅基于人们对文学形态的认识,还与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认识息息相关。文章分析了我国文学形态与观念的历史演化过程,阐述了20世纪我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性质到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才使我国文学终于从古典走向了现代,完成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换。     

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解读胡适文学进化观

文学进化观应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与其他文化先驱的文学观念相比,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与功能效用:文学进化观与时代结合首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命题;文学进化观演绎出非同寻常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引入历史领域形成"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进化观与比较文学研究融合则获得"高深的方法与观念"。文学进化观的哲学基础非是一般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与进化论密切相关的实验主义。     

论皮日休“上剥远非，下补近失”观

“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不是个别观点,而是皮日休整体文学观的一个表征。这个文学观,由文学理想论、文学作用论、文学批评与创作论等三个分支组成,是皮日休作为唐末新儒家承前启后的中介人物在追踪并摹仿韩愈过程中形成的。三者散而为文学观的不同支点与不同侧面,合则为整体的文学观。皮日休的文学创作就在这种文学观中展开,而他的政治活动,乃至生平,也都在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下逐步完成。     

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作为世纪之交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一个热点论题,文学地理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首先揭示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在回溯文学地理研究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将世纪之交的文学地理研究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时期、90年代的多元发展时期、21世纪初的走向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时期三个阶段;然后依次从区域性、专题性、整体性、个案性、理论性研究五个重点领域总结了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重要进展;最后是对文学地理学研究预期走向的展望,提出应针对当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存在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实证成果不够显著、研究重心不够明确、文献基础不够坚实、学术交流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加以重点突破。     

年代命名的背后:透视"80后"写作

从20世纪末始,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新兴而强劲的浪潮———“80后”写作。“80后”写作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低龄写作为卖点,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的特点,冲击着文学、教育及社会生活各大领域,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此,此文试图从“80后”文本的解读来阐释在多元语境下“80后”的写作背景、写作主题,从而为当下文学创作走出困境提供一种可能。     

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采用新文学的观念 ,有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是从 2 0世纪才开始的。从不同的层面对百年来的研究概况进行检讨就会发现 :就文学观念而言 ,散文和小说的分类观念至今尚未厘清 ;就理论系统而言 ,对传统的诗文理论 ,多泛泛模糊之谈 ,对外国理论则往往强加套用 ,给人浮薄无学的感觉 ;就研究方法而言 ,国学根柢越来越薄弱。要突破文学研究的这种困境 ,必须观念要厘清 ,理论要分明 ,方法要落实 ,根柢要深厚 ,还要加上“了解之同情”。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     

文学人类学叙事的“形式实体”

文学人类学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种跨学科“边界”的范例，因此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然而，毕竟文学与人类学在知识谱系范畴属于不同的学科，二者走到一起的学理背景和操控功能等也因此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和质疑。以仪式理论为例，就文学人类学叙事中的形式等物化体征进行分析，试图在学理上对文学人类学研究作一些铺垫工作。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论胡风超前的主体性实践论文学观

胡风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活动中孕育着新的超前的观念 :这就是主体性实践论的文学观。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它的实践依据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和作家们的创作实践 ;它是对五四传统、鲁迅精神的继承发扬 ,是对文艺界的“左”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拨。胡风的文学观以前虽被视作“异端” ,却至今仍有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