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梅村词》以史为词与明清之际词学新变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诗有“诗史”之称，《梅村词》也表现出时代风会与个人遭际的影响，以其《满江红》词表现最突出，可称词史。明清易代之际的大背景促成了吴伟业词风的变化，也促成了时代词风的变化，即由软媚柔婉到慷慨悲凉。由媚而雅是明清之际词学转变大势，直接影响到清词的品格，开启清词复兴之路。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由“子之末”到“史之余”——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文类观的生成过程

从《汉志》“子之末”到《新唐志》“史之余”的小说文类观，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线索清晰的旧词新用过程。随着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史部的发展分流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一部分史学价值低下的野史杂传类作品在正统史学价值原则观照下逐渐为史部所不容，从而为“小说”一词的旧词新用提供了契机，并直接形成了“史之余”小说观的具体指称对象。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黄裳的词学思想——兼论其对中国古代词学观念之影响

黄裳《书乐章集后》是宋人中唯一为柳永词集所写之《跋》，该《跋》高度评价柳词歌咏“太平气象”的“词史”价值，提出“词人盛世之黼藻”的词学功能观，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杜诗柳词”相提并论。黄氏所作之《演山居士新词序》“以词附诗”、“以诗衡词”，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词的创作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词序。此二篇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序跋，沾丐后人甚多，其对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贡献难以漠视。然目前似未引起词学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故有拂去覆盖在黄裳身上的历史尘埃，还原黄氏原作价值之必要。     

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雅”是一种审美追求,“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龙榆生的词史思想与价值

龙氏的词史思想是近代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两大词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龙榆生更为客观、理性地阐释了“词”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词学中“空言标榜”的习气和拘于“四声清浊”的“图谱之学”,为中国近代词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战争词探微

蒋春霖为咸丰、同治时期著名词人,时称“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谭献）其《水云楼词》堪称有清一代上乘之作。他的词反映了晚清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惘心绪,具有“词史”之价值。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姜夔、贺裳品词之争及其咏物观的差异

对史达祖的咏物名作《双双燕·咏燕》,姜夔称赏其“柳昏花暝”,清人贺裳则赏其“软语商量”,认为姜夔未领略此词神髓.实际上,二人分歧的实质是对这首词上片的正面描绘之法和下片的侧面烘托之法各有取舍.见微知著,以此为线索,透过二人所欣赏的咏物词范型和他们自己的咏物词创作,可以看出其咏物观的差异.贺裳推崇“形神俱似”,而姜夔则推崇从虚处造境,侧写传神,以意脉贯串.姜、史一派咏物词的特点,由此亦能略见轮廓     

中西融汇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著作,一是《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以下简称《现代观》),一是《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以下简称《女性叙写》)。《现代观》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篇长文,后一部分是前几年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陆续发表的十五篇“迦陵随笔”。本书站在现代立场,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词学的一些基本、核心     

黄昇《花庵词选》的编纂动机及其成书的文化背景

为词存史、以词娱乐,是黄编纂《花庵词选》的主要动机。南宋“复雅”思潮及诗文选评风气之盛,是《花庵词选》成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背景。     

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一）

早期晚唐五代之词作 ,自表面看来虽大多为歌筵酒席之艳曲 ,但由于其所产生之大时代背景 ,乃正当干戈乱离之世 ,所以在这些艳词中已有世变之暗影隐现其间 ;而也就是此种隐现之暗影 ,遂形成了词之一种特殊的美感性质。其后的靖康之变与南宋之亡 ,两巨大世变更是造成了词风之转变的主要原因 ,于是常州派的词学家周济 ,乃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而终于提出了“诗有史 ,词亦有史”的说法。而晚清之世变 ,更产生了大量的史词 ,足见词之发展及词学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重要性 ,文章将对此加以综合论述     

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构成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词的体式上,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黄庭坚的词体论,表现为诗赋之间的文体定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现代“词学”考论

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词学”一词,是在明初弘治年间出现的,然后经过明清的发展演进,渐由初期的图谱之学向词乐、词评、词律、词韵、作法等方面拓展,形成了以填词为指向的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学”.清末民初,这一传统发生新变,开始出现了“填词”与“研究”并重的倾向.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现代学者不但对“词学”之义界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还在研究内容、体系、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使得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     

古代汉语字义序列研究——字例篇:“斤~(003)”“舍~(004)”

本文试解并阐释了“斤”“舍”两个字义序列。“斤”的语源意义是小,其字本义是斧之小者((?)了):“舍”的词本义是放下,其字本义是发布。这两个字的字本义都是词的引申义,而不是词本义或语源泉意义。由是观之,一概以字形为依据,一概以字本义为词的初义,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方法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