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之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都赋予上层建筑概念的喻义如下两类内容:一是思想、观念;二是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政治形式等,但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恩格斯则在本来意义上涉及军舰的上层建筑。因此,既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赋予意义的相同面,也要看到其不同面,不能不加区别地用恩格斯的话来佐证马克思的观点,也不能用马克思前期著作中的论述佐证其中后期著作中的观点,更不能将其三类喻义加以混淆并用以相互佐证。对上层建筑定义应予再思考,即不能再把上层建筑固定划分"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而应从语言学、解释学角度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怎样使用这一概念、赋予了它哪些意义。     

试论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自然

"政治与自然"是政治哲学中一个既古老又新近的问题,它从其发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至今,随着社会的变迁,含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整个时代的剧变必然带来"政治与自然"这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变化。文章力图通过梳理这一思想路向,来厘清"政治"最本源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洞见及其理论限度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在特定的时代境遇中孕育成型。较之于马克思,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强调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在理论基调与历史使命方面既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保持一致,又独创性地推进了马克思由经济基础规定市民社会的认识思路,展示了切中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视野。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述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独树一帜,也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也日益聚焦于此。从目前来看,人们不仅探讨了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而且也对其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中肯评价。尽管阿尔都塞在诸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领域,甚至触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但其保卫马克思的"初衷"并未真正如愿以偿。     

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兼论马克思是否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

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是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的:哲学与现实的同一性原则激发了马克思的宗教、政治批判,而包含在这一批判中的自我意识研究又反过来促使他明确了哲学的世界化诉求;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意图使哲学贴近现实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虽不完全成功,但却启发他重新提出了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要求以"非哲学"的方式发展哲学,而马克思也正是在把"纯哲学"转化为历史观、特别是转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所有幻想。至于有研究者否认马克思实现了自己的哲学观,则是由于他们错误地将马克思的理论意图理解为了对具体经验现实的无条件的开放。     

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及其当代价值——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

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欺骗性"和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现象时揭示了"思想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列宁和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再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虚假性,而是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战略。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在意识形态批判、建构过程中揭示的阶级社会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对于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一直以"改变世界"作为他哲学、社会学的追求。应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显、加剧的强烈呼唤,马克思提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改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但马克思强调这种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实践能力。而在社会内部蕴含的矛盾将推动社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但可以协调社会关系,在一定的时间里表现出矛盾的同一性。人类的实践性活动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于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就已经内在的包含了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本文在深入考察马克思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基础之上指出对我国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和应对当代全球变化的积极启示和理论价值。     

论马克思主义定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也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要与时俱进地界定马克思主义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包含着革命的理论,又包含着建设的理论。     

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及其当代价值——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

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欺骗性"和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与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现象时揭示了"思想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列宁和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不再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虚假性,而是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战略.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在意识形态批判、建构过程中揭示的阶级社会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以来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在自然法哲学家那里,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对立而与政治国家等同;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对市民社会的性质、特征等作了详细的阐释,竖起了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市民社会"思想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市场社会的本质;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理论又有所变化和发展.     

原始社会没有上层建筑

在上层建筑定义的讨论中,许多论者总是从社会形态的总体去考察上层建筑,让其内涵既适应阶级社会又适应无阶级社会,让其外延既包含原始社会又包含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是说,上层建筑是任一社会形态都有的。在目前的一些哲学教科书中,也是这样的观点: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     

“市民”、“公民”的二重化与人的自由解放

鉴于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通过对二者在人的"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及自由问题的分析,对他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共性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从二者的差异中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其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超越,建立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考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涵义一直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无需加以重新考察的问题。但我却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有必要重新加以考察。其理由是:现在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经济基础不包含生产力,上层建筑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义,另一方面也不能自圆其说。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有害的。     

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现实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吴晓明教授商榷

吴晓明教授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现实两个角度对当前国内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不仅反映了吴文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社会—历史现实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关系的诸多误解,而且从根本上说,也反映了吴文对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属性的拒斥。然而,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规范理论,不仅符合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且也是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将其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与马克思的伦理学等相关或相近学科区分开来的关键,同时也能更好地明确和凸显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意义并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从“自我意识”到“国家与法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早期考察自由问题的路径转换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线。但是,马克思考察自由问题的视角,并不是一步到位地落脚在实践唯物主义之上,其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学界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理论变化的研究方面,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考察马克思早期文本的理论内核,侧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二是考察文本内容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即现实对理论的关照。国内学界在第一种路径研究上探索颇多,而针对第二种路径,即现实关照理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由此,本文结合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背景,以及青年马克思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分析马克思从"博士论文"阶段到《黑格尔法哲学》阶段的理论重心的变化,探求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视角发生的具体改变、以及促成这一改变的现实因素和外部推力。     

论以劳动为核心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传统解读实践哲学

马克思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哲学界没有真正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只有回溯到实践哲学的源头,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劳动为核心,研究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德、宗教、政治等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没有否定和抛弃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维度,而是既包含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身即是目的”的实践,又包含了手段性的劳动。只有看到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实践的高度,才能更好地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解为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才能驳斥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质疑。总之,将劳动作为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关键。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结构与认识论基础以B.帕雷克的解读为例

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思学家B. 帕雷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一书中,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度解读,并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结构视为辩证法,而将其认识论基础视为唯物主义,但又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进行了所谓"历史的"、"社会学的"、"批判的"研究,以此来强调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两个交叉性的意义:唯心主义和辩护性思想体系.因而,本文试图从"唯心论和思想体系的辩护性"的辩证逻辑结构和"真理观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基础入手,来对帕雷克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进行分析.     

从“政治解放”概念看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联

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概念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之前,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布鲁诺·鲍威尔给出了"政治解放"的解答。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并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另一方面,对"政治解放"概念的批判性考察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分歧的公开表达,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界分,由此马克思开始逐步对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最终实现了其哲学立场由思辨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关于建立一门相对独立政治教育学的思考——兼论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既包含政治教育,也包含道德教育。国内学界把对政治教育的相关研究也主要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内。随着我国政治的发展,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现,对政治教育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下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政治教育学成为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三重向度与划界方法

为了保卫马克思,阿尔都塞介入了关于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论战。而"保卫马克思"的内核和关键是"怎样保卫马克思",也就是说,方法论占主导地位。为此,他从政治策略、思想阶段和历史背景这三重向度,以"划界"的方式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意识形态(人道主义)与科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统统切割开来,既驳斥了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康德化、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以及人道主义化等种种企图,又反对了苏联那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这是他保卫马克思的独特理论路径。这样一来,也就把自己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