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     

从成语的“误解误用”看汉语词汇的发展

时常见到对某些成语＂误解误用＂的批评,但＂误解误用＂的现象有增无减,个中缘由值得深思。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除少量确实属于误解误用外,绝大多数所谓＂误解误用＂的现象都可以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是成语原义使用范围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属于词义引申的范畴;或者是对成语原形的＂异解另构＂,这属于同形异构的范畴。无论是词义引申还是同形异构所产生的新词新义新用法,都符合词汇发展演变的正常规律,所以具有不可扼杀的生命力。之所以有人把它们看成＂误解误用＂,是因为把＂不符合原义原用法＂当成唯一判断标准,缺乏发展演变的眼光和理性分析的思维。     

释“以杖荷(艹条)”的“杖”及其它

《论语·子路从而后》章有“以杖荷蔡”句,一般选本及教本对“杖”字均不加注,以为“杖”即日常作助行用的手杖。这是一种误解。由此下文“植其杖而芸”的“植”字也就难以解释,于是便用通假的办法训“植”为“置”。如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该句注云:“‘植’同‘置’;……此言丈人把杖放     

“所”字小识

近读张觉同志《“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下简称张文,刊《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8期),颇受教益。张文分析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观点:一是将“所”解释成“指示代词”,另一是将“所”解释成“疑问代词”,认为这两种看法“乃是一种误解”,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该句的“所”字应是语助词。我们觉得,张文对前二说的分析乃至结论都是正确的,但其新看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语助词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必须有明确的语法作用。“恣君之所使之”中的“所”字到底起到什么样的语法作用,张文并没有明确交代。张文认为“恣君之所使之”的正确含义实为“恣君之     

说“天倪”

《庄子》中“天倪”一词通常解释为“自然之分”.“倪”被视为“厓”的通假字,解释为“边际、界限”.但是此种解释与《庄子》上下文意颇多扦格之处.我们通过考察“免”“倪”“婗”字形和词源,发现“免”字的字形当是描绘小儿啼哭状.其语源义也正是“啼哭”.“倪”与“免”在早期时同源通用.再结合历代文献的使用情况和对《庄子》文本具体语境的理解,我们认为“天倪”意为“天然之音”,或如刘文典所云:“道家恒言.”而不应该理解为“自然之分”.     

从春秋大义看君臣关系——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质疑

杨树达先生《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解》一文萌芽于《春秋大义述》,成文于《积微居小学述林》,该文误解了《春秋公羊传》“君不使乎大夫”的意思,从而遮蔽了君臣关系的“春秋大义”。这种误解根源于对《春秋公羊传》义例关系的忽视,《公羊传》将《春秋》经中“使”字的用法当作一个凡例来解释,而杨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一般的字来解释。     

“待字闺中”的“字”

从时下流行的几种关于“待字闺中”的“字”的解释入手 ,从文化学和训沽学的角度给“字”一个准确的解释     

人性“本”无善恶——《荀子》“性恶论”新解

荀子因一篇《性恶》历来被认为是“性恶观”的代表人物,但在训诂学渐盛和对古典文化重新审视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性恶”理论正被重新解释.从内容分析看,误解的可能性在于将“情”、“性”、“欲”三者混为一谈;从时代背景和论证局限看,处于战国末年的荀子为了崇尚儒家的“礼乐”之道,不得已而以“性恶”为其理论基础,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化性起伪”、“改恶为善”.若摆脱时代背景、内容误解、论证等局限,可见他对“人性”最根本的理解其实是“人性本无善恶”.     

也谈“变相”、“变文”的“变”

关于燉煌文艺中“变相”、“变文”的“变”字意义,过去曾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例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说:“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旧版)说:“变者即佛经演变之意,与俗文之通俗化之义相同.”孙楷第认为“变当非常解”,“歌咏奇异事物的本子就叫作变文.”此外还有人把“变”字当作梵文的音译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以“变”为文体变化或演变的解释是用“变”字的普通义来解释“变文”、“变相”中“变”字的特指义,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不一定切当.“变”当非常解,有点儿接     

释“帝”

历代学者对古籍中的“帝”以及与之相关的“王”、“后”等字解释或模糊不清,或有明显失误,对古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文章以殷墟甲骨文及相关文献为据,论证了“帝”的意义的演变过程殷商及其先的神本文化条件下,“帝”皆指神;其与人王以及作为人王称谓的“后”不应混为一谈.“帝”指上帝、天帝是西周以后的事.     

“道”与“器”——论中国画意象表现的构成要素

意象表现,可以说是中国绘画的本质特征。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刘勰、石涛等人的艺术观皆对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中国画所用的工具材料也成就了中国画写意语式的完美表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中有所谓＂道＂＂器＂之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托物寄情的人文情怀可谓中国绘画之＂道＂,而中国画所利用的工具材料正是盛载中国文化之道的最佳之＂器＂。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闲情偶寄》“主脑”辨义

＂立主脑＂是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重要理论,但对于＂主脑＂一词的解释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言＂主脑＂是作者在构思时所确定的中心人物及围绕其发生的关键性情节,是左右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只有借助＂主脑＂才得以聚焦其他人物、其他情节,也才能整合出优秀的剧目。     

论“使”字句的句式意义

根据致使结构理论对＂使＂字句的表意特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将＂使＂字句的句式意义概括为：致使者A无意识地引起被使者B的一个不自主的变化C。致使者的无意识性、致果变化的非自主性以及＂使＂字的弱动力性使得＂使＂字句体现出客观致使、静态致使的特点,同时＂使＂字句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这个分析结果对指导留学生正确掌握＂使＂字句有实际指导意义。     

“穷寇勿追”小考

从“穷寇”含义、早期有关的军事思想和具体战例等考察，“穷寇勿追”这一军事观念原初的正确表述形式应该是“穷寇勿迫”。“迫”之所以误作“追”，主要是由于汉代隶定后两字形近的缘故。     

话语·意指·权力——结构主义理论进路下的传统情理法文化

文章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从三个方面分析和阐释了传统情理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即首先从司法和立法的维度分析了情理话语的形成,其次探讨了合情合理所蕴含的衡平观念,最后探讨了情理法文化下的权力技术问题。通过上述分析,阐释了传统语境下的“话语-知识”与“话语-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分类”与“解释”——两类疑难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比较研究

＂分类＂和＂解释＂两类疑难案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区别,它们紧密相关又不容易区分。通过比较可以探寻出这两类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不同思路。在＂分类＂案件中,法官对裁判规范的证立应当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在＂解释＂案件中,法官可以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判断进行论证,以证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选择。     

庄子的“彼此是非”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吗

通行的观点认为，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彼此是非的问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的。这种观点将“彼此”理解为“那个认识主体、这个认识主体”，将“是非”理解为“正确、错误”。但这样来解释庄子有关的话语是不通的。实际上，庄子的这段话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的：“彼此”是指“当下不存在的事物、当下存在的事物”，“是非”是指“存在、不存在”，这样来解释庄子的这段话，意思十分清楚：它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评价的那样是怀疑论和诡辩论，而是充满了辩证法。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唐子仲濒儿盘、匜“咸”字新解及铭文补释

2001年湖北肖家河出土3件有铭铜器,器主是"唐子仲濒儿",引起了学界对""字的讨论,此字关涉到金文历日这个重要问题,比如"月相四分说"和"月相定点说"。现有成果对铭文中"御"字的解释亦有可商榷之处。文章研究表明:第一,从字形、文献、考古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唐子仲濒儿盘、匜铭文中的""是"咸"字,释为"咸池"。"咸池"是岁星纪年,岁在戊午,即为咸池,并考证做器年代可能为公元前602年。第二,铭文"御盘"、"御沬匜"、"御鈚"中的"御"字当释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