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县制”下湖北的基层民意机关

国民政府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新县制标榜地方自治、还治于民,并且成立从县到乡镇保甲以及各户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上相配合,力图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湖北省也依照政府规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关,但是各级民意机关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议员选举还是议案以及民众意见的反映都未能达到其最初的目的,反而成为部分土豪劣绅为自身谋利益的合法机关。国民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助地方自治的目的几乎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论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制度设计的民主障碍

新县制下基层民意机关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一定的民主元素、具有一定的民主程序及形式,但在制度设计上却处处体现维护封建地主、豪强士绅的特权的用意,处处潜存制约民主实现的障碍,所以从本质上看,新县制下的基层民意机关终究不可能成为保障民权、实现民主的场所.     

自治与认同——抗战时期四川新县制的推行与国家权力的延伸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一方面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另一方面便于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与控制,国民政府在各省试行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通过新县制的施行,国家权力延伸到四川基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四川省与中央政府隔离的状态,也加强了四川地方政权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识。新县制的推行,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延伸国家权力的同时,努力寻求四川对中央的国家认同。     

县参议会对地方建设和社会事务之管理（1946-1949）——以浙江省鄞县县参议会议决案为例

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新县制”后，县参议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管理之中。以1946年成立的鄞县县参议会为例，参议员们关注的重心在于地方的经济﹑教育建设和稳定社会秩序。其主要手段就是在县参议会通过相关的议案并力求落实，使其在地方事务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中国乡制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当代中国乡制渊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里制度,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累积,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传统社会的乡总体上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式基层政权建制。1928年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及其后的＂新县制＂确立的乡镇自治打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使乡镇在法律上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国家基层行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乡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农村基层政权单位,标志着当代中国乡制的初步定型,其后又经历若干变迁,在1982年宪法得到确立和完善。新时期乡镇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挖掘传统中可资借鉴的遗产,认真总结现阶段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地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基层民意机关的筹建

20世纪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掀起了基层民意机关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主要表现有:出台了有关县、市组织法及基层民意机关的单行法规;构建了基层民意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能权责;从政策宣传、经费保障、民权训练等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推动;一些省、市、县进行了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实践.但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的限制,此次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浪潮只留下一些空文却没有留下多少实践的痕迹.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地方治理与人力塑造——试论抗战时期广东省新县制的实施与干部训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推行新县制,而干部缺乏严重。为此,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进行短期的干部训练。广东省奉令迅速举办,但是在开展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一贯的强制性的做法,其利用干部训练来推行于己有利之政策有余,而根据干部训练自身规律进行建设,完善人事行政解决干部人事和整饬吏治问题的工作则明显不足。结果是不能充分发扬干部主人翁的积极性服务于抗战和新政。由于干部训练成效不彰,造成新县制实施的人力资源匮乏,甚至吏治腐败,政风恶劣。这表明国民政府基层政治现代化程度依然薄弱。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

本文从总原则与具体细节两个方面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基层民意机关的理论设计，并且指出这种设计具有两个显著特点：１．阶级性，２．欺骗性。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从新富参政打乱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原有格局、家族宗族干政彰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复杂、农村干部的缺乏延缓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三个方面论述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评析

民国时期的监察制度 ,始于孙中山“五权宪法”。其特点在监察院独立于其他权力机关之外、法规完备且有所创新、对监察官有严格限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还吸收了欧美议会的一些方式 ,从体制上看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苏格兰自治研究

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执政后,进行权力下放(devolution)改革。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组建了地方议会,实施自治。权力下放改革挑战了英国中央集权的传统,被视为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最激进的宪政改革。其中,苏格兰享受的下放权力最多,并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因此备受关注。而权力下放改革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诸如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定、财政资源的分配、各地区权力下放的不均衡性,也成为完善自治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力图勾勒出苏格兰自治要求的历史渊源,并描述和解释苏格兰自治的运行机制和主要问题,最后对苏格兰自治和独立前景作出分析和展望。     

浅议大众化教育背景下高校基础课程教学问题与改进措施

针对大众化高等教育形势下,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改革课程体系、加强基础课程之间的融合,改进教学方式、完善基础课程的辅助教学与考核系统,加强基础课程师资队伍建设等改进措施。     

建立和完善高校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

针对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近年来退休人员比重加大，加剧了基本医疗保险的供需矛盾的情况．分析了建立和完善高校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必然性。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高校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即以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保险为主体，商业医疗保险和校内医疗补助作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校发展——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几点体会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学校发展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学科水平决定一所大学的水平，学科建设应从学校、学科群、学科点三个层面实现重点突破、重点跨越；教学改革要从基本抓起，要回到基础，把握基本方面，研究教师、学生、教材、教法等基本问题；要根据大学组织结构特点进行管理创新，实现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从高校管理到高校治理，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三个转蛮，推讲学校发展。     

数据挖掘在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监控中的应用

通过对已毕业学生综合信息的深入研究,构建出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贝叶斯网络预测模型,将概率统计应用到学生综合素质的分析和预测之中。利用该模型分析了高职学生的基本素质、英语水平和专业技能等因素与毕业时综合素质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出毕业生综合素质贝叶斯网络结构图。该模型的应用,可以成功预测学生的当前状态对毕业时综合素质的影响,为高职学生在校期间各方面素质的提升提出合理建议,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和改革提供决策支持。     

区域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区域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均等化程度有待加强,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公民的健康平等性,也有悖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发展方向。利用我国30个省区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基本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角度提出具体的完善途径。     

IT服务业外包对服务来源国就业的影响

从外包服务来源国的角度出发,对服务业外包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从现状和特点的层面对中国和印度服务业外包情况进行定性的比较研究;同时针对中国和印度,运用模型实证研究IT外包对服务来源国就业的影响,得出IT外包受工资、外包系数、外国投资和外包利润四个变量的影响;最后对中国外包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