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彦端即施述元考

通过施氏家族族谱以及墓志资料的分析,发现施耐庵和施让之间存在世系缺失,施彦端和施让之间传承清晰,施述元的生卒时间和施彦端基本吻合,结合古人名、字关系分析,得出施述元即施彦端的结论。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施氏族谱序》考辨

通过对现存施氏族谱、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的研读,发现陈广德所作《施氏族谱序》存在诸多疑问,如施耐庵籍贯苏州、施氏家族是否是望族、陈广德的进士等级及作序时间等等,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陈广德所作序言当为施氏后人的托名作品,目的是为了提高《施氏族谱》的可信度。     

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六朝买地券综述

六朝买地券综述王志高买地券是为死者购买阴宅、家地的契约凭证，在我国古代沿续使用了很长时间。六朝买地券因被视为刻写草率、内容怪诞，故未能像六朝墓志那样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不揣卑陋，在汉代买地券研究的基础上①，搜罗归纳，旨作引玉之砖，以盼更深入的研究...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再论《水浒》作者为白驹施耐庵

《水浒》作者施耐庵是何方人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施氏家谱、墓志、民间传说、遗诗轶文、历史资料、地方史志等方面分析论证,《水浒》作者当为白驹施耐庵。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研究札记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利用敦煌文献和墓志等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吐谷浑史的研究。随着墓志的出土和对传世文献的梳理,琼山县主、慕容万、慕容仪等人物材料浮出水面。这些人物和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关系密切,为研究其王室世系和唐吐和亲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三证《水浒》作者为白驹施耐庵

在《水浒》作者的考证上,重视口传史料,从文献记栽、出土文物、民间口碑等三方面综合、系统、全息的思考,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白驹施耐庵的历史真实,对当前施耐庵研究领域出现的所谓“盐城兴化”施耐庵（彦端）、大丰修建施耐庵陵园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批评,指出否认白驹施耐庵的人未能深入调查、方法片面,以致闹出不应有的谬误。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辽代纪时法证史举例

辽代的碑志铭记在纪时法方面多有错误,主要体现在“误用纪时法”和“推算错误”两个方面,原因有辽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致误、作者的疏忽以及出于风水考虑而刻意修改等。通过对辽代碑志铭记中的纪时法进行研究,即可以解决部分金石文字之残泐问题,亦可纠正现今学者们在辽纪时法方面存在的编年、推算、别字等错误,对深入研究辽代金石文字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