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休谟的道德感

休谟的道德感是感受赞成与反对之情的一种能力 ,主要针对“道德善恶是由理性认定”的观点而提出的。休谟对道德感理论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他尖锐地批评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观点 ,认为理性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 :理性指出手段 ,情感则选择目的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自然主义特性 ;其次 ,他视道德感为同情的产物 ,认为我们所赞许的对象不仅直接引起快感 ,同时也是有效用的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功利主义特点 ;再次 ,他视正义为“人为的”德性 ,主张正义的规则乃是人为的设置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理性主义色彩     

权利和义务之合法性——诺齐克正义理论之评析

社会公平原则下有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问题既是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哲学的基本命题,同时也关涉到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哲学的基本方法问题.运用这种基本方法能够有效地分析个人进入政治社会后,作为政治社会组织的成员所应享有法律上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在政治社会的自然人、公民和国家之间特殊的关系.基于此,诺齐克作为权利的正义理论无疑是对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以及哈特的公平理论的反思和完善,从而使我们深刻地理解西方社会正义理论下的公平规则.     

休谟论爱与正义的关系及其启示

休谟从人的自利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社会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正义的起源,指出自利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在深刻分析爱的特有内涵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作为自然情感的爱因其“偏私”性质应是自利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始动机也可归结为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休谟所谓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所强调的是,偏私的爱是正义的消极动机而非积极动机,即正义是控制偏私的爱(自利)的产物,所以,他关于爱与正义的理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爱作为自然情感无法直接产生正义(以及正义社会)；其二,公平的正义(以及公平的正义社会)乃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

在正义问题上,社群主义深刻地批判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基础,认为个人不能脱离社群;批判了正义优先性的观点,认为正义不能独立于善;批判了普遍性的观点,认为正义不是超历史的;建构了以社群观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认为个人的德性应该接受社群善的引导。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不会动摇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     

哈耶克论“社会正义”

哈耶克的正义论是其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通过他所理解的“社会正义”入手,在批判“社会正义”中,提出了他的正义观,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本质。虽然他的正义观并非尽善尽美,但他对“社会正义”的批判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休谟政治哲学再诠释——兼评高全喜先生《休谟的政治哲学》

休谟是近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高全喜先生的《休谟的政治哲学》是国内学界研究休谟政治哲学思想的第一本专著。但该书对休谟政治哲学的一些论述和解释,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辨析和澄清这些论述和解释,也是一种深化对休谟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诠释的方式。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论柏拉图政治法律思想的正义观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论述了他的政治法律的正义观,他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对城邦人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理性设计,把社会依人民的才智和能力划分为三个阶层,各人在其所在的职位应尽其职责,统治阶层应具备为城邦社会谋福利的知识,统治者应该是哲学王。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正义观,我们从人类需要价值的超越性这一点看其对于开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作用,其地位才会明白地显示出来。     

论中西政治传统中的“性恶论”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公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加之他主张人类恶性的普适存在，使他成为西方政治传统最初源头的开拓者。商鞅等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私德正义”层面解读“恶”，并强调人类恶性的非普适性，从而成为君主专制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鼓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