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吴中七子”与“浙派”中期词风的嬗变

“吴中七子”在思想上对清王朝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又深受格调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与厉鹗等老一辈词人表现出很多不同。在情感内容上,他们的词作缺少樊榭词的悲感情绪和对抗世俗的勇气;艺术风格上,他们的词作多了一些开阔苍凉和浑雄壮阔之风。这种以“格调”入词的作法,一方面淡化了“浙派”的骚雅精神,一方面丰富了“浙派”词的艺术门径。所有这些,既开启了“浙派”词的嬗变之风,又将“浙派”词带向了衰落之途。     

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序

古人称词为“诗余”，这固然说明了词与诗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历来是以诗为文学正宗与正统的。其实，词与诗虽然同为压韵体、格律体、分行体，却有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宋人视词为“艳科”，是个人花间樽前娱情遣兴之具，而诗则“风雅”，为关乎国计民生之体。用今天的话来说，诗写社会重大题材，词写个人琐小题材。这种观点并不可取，但却说明了当时人对词与诗的分野。即便说到押韵与格律，词与诗也有根本的不同。最早的诗是可以歌唱的，是歌曲的歌词，但大概从战国时期起，诗与曲就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诗歌独立而为诵读吟哦之体。…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试论“易安体”

宋人侯寘作词《眼儿媚》“花信风高雨又收”,辛弃疾作词《丑奴儿近》“千峰云起”,均自注仿效“易安体”。词史上有称柳词、坡词、辛词,而无称“柳体”、“苏体”、“辛体”者,李清照词以体名家,为词坛上所仅见。侯、辛二人词作在内容、风格上与李清照词都大不相同,二人所效仿者,只是语言表达上的一种独特效果。李清照词为深刻地表达其独特的情感、心态,在语言上刻意追求出语求新、变故为新及字声清新,这也就是“易安体”的所指。     

论温庭筠对“词境”的开掘

本文通过对温庭筠诗、词创作的分析比较,探讨了他在“词境”开掘方面的贡献。其主要表现是:一、温词专主艳情,以“绮怨”见长,缩小了词的题材范围,却从一个方面开掘了抒情的深度。二、温诗中的凄怨感伤情绪在词中得到了强化,使词成为一种专门抒写“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抒情文学体裁。三、温庭筠在词代诗兴过程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其诗中已有了具有“词境”的作品。而且主要在于温诗中的某些片断的意境构成在词中扩展和延伸了,温诗中许多具有柔美特征的语言成了构筑词境最适用的建筑材料。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论花间词的道教文化意蕴

花间词作为唐五代词的杰出代表,首开“词为艳科”的香软词风之先河,却为道教文化所漫染。花间词常用的词牌,蕴含着道教文化之意蕴;花间词中常见的神仙故事意象和仙化意象,与道教文化有眷内在的关联;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后蜀特殊的文化土壤使道教文化在花间词中得以蔓延。道教文化给予花间词人以可贵的启迪,它有力地刺激了词人想像力的发挥,给花间词抹上了浓艳绮丽的色彩,增添了空灵缥缈之美感。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花间、南唐词叙事视角选择的差异与地域审美心理

花间、南唐词是唐五代词创作的两个高峰,然而花间、南唐词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呈现出两种不同情况：花间词的叙事视角多用无聚焦视角,而南唐词则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为主。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花间、南唐词叙事视角选择的主要因素,影响的媒介是地域审美心理。     

论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其词

作为“花间词人”之一,欧阳炯曾为《花间集》作序,序中对花间词风的侧艳倾向、词与音乐的关系、词体发展的文人化趋势都有所阐明,并且确立了与诗评迥然相异的词评标准。在此种词论思想的影响下,欧阳炯词的创作既散发着浓艳绮丽的花间情调,又在词调体式的运用上推陈出新,内容题材的表现上有所拓展,从而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淡妆浓抹总相宜"——论花间词的色彩美

花间词词风绮靡秾艳、清丽婉媚,其色彩意象也丰富多彩.历代花间词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内心情感活动、审美体验及其对生活的认识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设色表现出来,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意识,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并呈现出浓淡相宜甚至是清淡超浓丽之特征,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魅力.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周密诗、词之考察

周密是宋元之际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富。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两种文体之间因为渗透了周密的文学思想、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共同之处,比如:崇尚自然、工于炼字造句、善用事、追求清雅之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诗、词作品间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是,诗、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尤其是周密严守词自是一家的观念,导致他的诗、词所表现的范围有明显区别。周密诗、词作品中体现出的互动与不同,与南宋晚期文坛对诗、词的认识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