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贵州民族研究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在划时代的剧变中,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本文从该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必然性、可能性、可行性等视角出发,剖析了贵州民族研究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具有代表性的有关贵州民族研究著述进行介绍、归纳、总结。认为：北洋政府时期,贵州民族研究作为中国边疆研究的组成部分,不仅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具有其特殊性。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西南民族学研究"主要指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研究,它是广义的"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以地理范围论,是指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重庆,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这类学科的研究。反思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是西南民族学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对西南民族进行大规模调查研究的重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西南民族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发展时期。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今后还有许多亟待加强的工作:注重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编好西南各民族完整的民族志;继续整合力量,深入开展西南民族的综合与专题基础研究;将各民族特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鼓励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加强民族学的应用研究。     

民国时期贵州的民族研究

公元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４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时期，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仅有３７年的时间，但它在贵州民族研究的历史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贵州的民族研究来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并给予贵州社会科学在全国的定位以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进行总结与评述。一、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民国时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研究的一个辉煌时期，具体表现在研究机构多，研究人员数量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研究，除了在云南、西藏及新疆、东北一些地方集中有一些机构和人员之外，余下的就数贵州了…     

身份的建构——对贵州白族身份认同的研究

贵州白族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的时候被认同为白族的,其族源历史复杂曲折,在学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民族学、心理学的层面对认同过程中以及认同后的贵州白族的民族身份的建构进行探索性的剖析和研究,以加深我们对贵州白族的了解。     

元明清时期贵州彝族与移民的冲突与调适

贵州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彝族至少在东汉朝时期就开始在贵州生存繁衍,随着各个时期移民的进入,彝族和移民在资源竞争的背景下既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冲突,也在互动之中彼此包容、尊重,促进了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编后记

正本期"世居民族与贵州文化"四篇文章,内容都关乎艺术。顾朴光、顾雪涛关注的是民国以来各历史时期的贵州画家,既有人物及作品的简介,也有对其风格的点评。这些贵州画家成就不小,但很多却鲜为人知,此番梳理,极具史料价值。裴临风的文章主要侧重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贵州画家,尤其是"85美术新潮"之后,贵州画坛从边缘呼应中心的历史地位,这是评价,也是"发现"。两篇文章放到     

论长征时期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的形成、遗产类型及遗产体系建构

从文化遗产学研究视野探究长征时期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与类型、特点与原因、结构与功能、保护与价值等诸多方面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红军长征在贵州形成的一系列"红色文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并具有文化遗产的时间性、空间性、线路性、多样性、地域性和特色性丰富内涵,且在思想文化交融互动中促进了长征时期贵州区域性红色文化生态形成.长征时期的贵州红色文化遗产是贵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征在贵州区域内进行伟大历史实践的产物,并具有红色物质文化与红色精神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双重属性,且以红军长征和转战贵州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为主体线索而展开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一系列的红色革命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贵州历史特点、区域特征和时代精神的红色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不仅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能.建构长征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红色文化研究体系与红色文化利用体系,探究这一系统的、立体的、复合的、多样的红色文化遗产综合利用体系,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的红色文化遗产精神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也是新时代贵州文化遗产研究工作者的伟大使命和社会责任.     

贵州苗族迁徙史之特点及其意义

苗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方向入住贵州,给贵州输入了新的民族成分,为贵州增添了规模庞大的劳动生力军,为贵州山区的开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而广泛的历史性贡献。苗族迁入贵州,有其独自的特点和意义。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清代贵州定期集市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

清代是贵州地区定期集市不断发展成熟时期。集市不仅成为汉族军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彼此文化交往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集市作为多民族的互动场域，拥有极强的融合性力量。其在塑造人们经济、文化观念及社会交往态度的同时，构建了贵州稳固、和谐的民族关系。通过集市及其贸易活动，贵州各族民众的联系更为紧密、接触更为频繁。由于承载了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定期集市成为了解贵州民族关系、民族生活及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