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疆多民族“和谐社区”的建构与社会安全

中国陆疆经历了从四夷各自聚居到多民族逐渐杂居的历史演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继承历史的制度创新.建国60多年以来,边疆已呈现出城镇杂居、乡村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为和谐边疆的构建奠定了地域及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民族杂居格局的范例表明,多民族杂居的和谐边疆社区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因而本文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陆疆民族居住格局比较角度出发,论述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意义及构成要素.     

西部民族杂居区的语言使用特点

文章通过对西部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的个案调查 ,认为民族杂居区语言使用的特点突出表现在 :(1)双语现象的普遍性 ;(2 )双语使用的层次性 ;(3)语言使用的类型转化 ;(4 )弱势语言濒危状态的明显化。     

试论中国杂散居地区民族互动关系

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就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民族形成了既有一定的聚居区域,又有互相杂居和散居的状况。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民族杂居和散居的状况会进一步发展。民族间杂居和散居虽然便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共同进步。但如果杂散居地区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聚居区的民族。因此,研究杂居散居区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杂居散居民族的概念　　“杂居和散居民族”是我国民族事务工作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不是指某一民族是杂居、或者是…     

多民族杂居区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考察——以云南省宁蒗县翠玉乡料别村为例

云南省宁蒗县翠玉乡料别村是一个以摩梭人为主的多民族杂居村落。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和文化接触的加强,该村摩梭人的婚姻家庭正经历由母系大家庭的阿夏走婚向父系小家庭一夫一妻婚的变迁。调查研究发现,以料别村为代表的多民族杂居区当代婚姻变迁是摩梭人自主、自觉的内源性选择,具有不可逆转性。同时,虽然形式正处于变迁中,但是摩梭人母系婚姻家庭文化的精神内核仍在新的婚姻形式中得到延续承继。     

20世纪上半叶西南多民族杂居区域的农业改良--以新桂系与广西农业改良为释例

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新桂系在广西这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域推行的农业改良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新桂系的各项改良举措对广西各族农业经济的影响,从宏观上揭示出这场农业改良的得与失,并从中归纳出对现今各族农业发展的若干条历史经验.     

青藏高原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交往的形态及特点——以祁连地区为例

祁连县是青藏高原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其多民族交融、多宗教传播的多元化人文历史积淀比较深厚.因此,祁连县多民族杂居是青藏高原地区民族杂居形态的一个缩影,以此作为调查研究个案,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新时期青藏地区民族交往的形态与特点.     

新时期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

在新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旧有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杂居的弱势性决定了散杂居民族关系成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而关于散杂居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与聚居地的差别、与汉族地区的巨大差距使得散杂居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经济发展下的劳动力二维流动构成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使城市和民族乡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析《梯马歌》证《还傩愿》非土家族文化——民族杂居区之族文化与域文化比较

在小聚居大杂居的多民族地区,其文化均呈现原生民族文化与跨民族播生之地域文化等多维特征。前者,如土家族《梯马歌》(含苗族古老话、侗族大歌、西南彝志等);后者,如多民族认同的《还傩愿》(含铜鼓、腊染、芦笙、地戏、(太阳出来照白岩)等)。本文拟通过分析土家族《梯马歌》,以证《还傩愿》非土家族文化,并对民族杂居区原生族文化与跨民族播生之域文化予以粗略比较。     

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

武陵走廊是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物资与文化通道,伴随着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走廊逐渐形成了散杂居民族和自治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场景。蒙古高原南迁的蒙古族及其先民、云贵高原东迁的白族及其先民和华南北上的侗族及其先民共同构成了武陵走廊人口数量最多、分布也相对集中的散杂居群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恒久过程中,散杂居民族体现出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文化特征。强化散杂居民族的走廊研究视角,对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廊学”学科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德古对凉山彝区社会发展的功能研究 ——人类学的视角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加之近年来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凉山彝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不再是过去自 我封闭的社会,与外界的交流、交往、交融越来越频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但与此同时,彝区社会发展仍存在 不少问题。凉山彝族腹心地区和多民族杂居区的彝族聚居村落的彝族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于社会生活 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从人类学视角分析当前彝区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彝区德古的相关实例,探 究德古对当今彝区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     

论拆迁“钉子户”的道德心理

作为弱势群体的拆迁户,在与政府、开发商悬殊的利益格局对弈中,＂钉子户＂有其特殊的个体原因,一是道德认识薄弱,存在攀比心理、观望从众心理、趋利求富心理;二是道德情感困惑,他们对弱势地位的困惑、对公平正义的失望,对积怨的发泄需求。文章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阐述＂钉子户＂的各种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表象,进而分析拆迁户各种道德行为的原因,并试图探讨和谐拆迁的伦理途径。     

我国青少年自主公益行为参与现状—以玉米爱心基金为例

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日益多元,青少年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我国首个青少年群体自发组织的公益团体——玉米爱心基金的调查研究,探索青少年自主从事公益行为的参与现状.当前青少年对于公益事业有着强烈的热情和参与愿望,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和对于自己活动范围的模糊化,限制了他们发挥作用.他们对社会支持的渴望和对国家政...     

论现代社会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兼论我国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具有正向功能与反向功能。鉴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正反向组织功能,对于中国的社会利益集团,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民主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制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农户参与工程性减灾与非工程性减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565户农户的调查

分析农户参与工程性减灾与非工程性减灾的意愿,并探讨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户的意愿,对于提高减灾政策和技术效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北省56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从农户参与比率和参与模型两个层面,研究农户参与工程性减灾与非工程性减灾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户参与意愿调查表明,农户普遍关心工程性减灾措施,参与意愿较为强烈;农户对非工程性减灾措施的关注度较高,但参与度非常低。参与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农户选择参与工程性减灾或非工程性减灾受到农户风险态度、产量风险、价格风险和减灾投入成本的影响。     

面向弱势群体的公共图书馆的知识援助

知识贫困是导致弱势群体经济贫困的根本原因,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知识援助是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提高其素质的有效途径之一,公共图书馆对弱势群体实施知识援助应进行调查研究,建立弱势群体用户信息管理档案;由政府统筹规划,建立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法律保障体系;增加设施,补充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援助服务。     

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调查思考

通过对西南某市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认为造成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成因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性障碍、经济因素、限制性组织政策障碍、农民工意识薄弱等。针对成因,其对策为推进法制进程,赋予农民工更多参与空间;建立农民工利益协调机制,拓展参与渠道;根据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有效动力机制;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参与意识,最终消解边缘化。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现状,对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程度进行了测定,并对影响农户参与程度的因素进行了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偏低。影响农地整理项目农户参与程度的显著性因素有是否为村干部、农户耕地面积、农地流转价格、是否涉及权属调整、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地区差异、村干部对农地整理的态度、户主文化程度、农户耕地块数、灌溉和机械等投入成本、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已实施的农地整理项目满意程度、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工作程序的清晰界定。所以为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重点考虑上述显著性因素。     

场域中的社区照顾及其行动策略——来自长春市崇智社区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的社区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及其功能的社会化,客观上需要发展社区照顾与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内外资源,以及政府与民间力量的结合,社区照顾不仅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且避免了社会福利单纯由国家提供的弊端,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心俱乐部组织下的老人社区自我照顾模式,创造了社区照顾的重要经验,有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但是由于体制和资源的约束,和心俱乐部等非正式社区组织的运行需要政府支持。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论转型期进城务工农民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的效应

进城务工农民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而对其政治参与程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这一特定阶层政治参与的愿望日渐强烈 ,但其政治参与的实际现状却不令人乐观 ,而且他们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双重效应 ,因而继续引导其积极合理的政治参与 ,同时努力化解其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