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统计的方法、挑战与发展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成为提升各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经济话语权的关键领域,与数字经济有关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基础性问题。基于数字经济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数字经济统计大体可分为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种类型。在方法上,数字经济统计主要有GDP核算中的生产法、计量经济学方法、指数法等类型。当前,国内外在数字经济涵盖部门及统计方法上仍不一致,直接将GDP核算中的生产法等传统统计方法应用于数字经济统计也存在困难。这些都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成了一定挑战。鉴于此,本文从推动统计核算理论创新、提升数据可得性、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强统计结果可比性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及其与我国的比较

本文详细梳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的最新动态,包括美国数字经济核算的概念界定、核算范围、核算方法和数据结果等。首先,本文梳理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变化,同时将我国数字经济分类、美国数字经济分类同时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在行业小类层面一一对应,详细对比美国与中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得到美国数字经济核算范围与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基本一致的结论。其次,总结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从产品角度进行数字经济定义,在供给使用表基础上将产品对应至行业,在行业基础上进行数字经济产出和增加值等测算,同时对比研究我国和美国数字经济核算方法。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美国数字经济核算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统计核算工作提供借鉴。     

数据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互补性资产视角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备受关注,但目前对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缺乏明确的解释。本文从互补性资产理论出发,分别探讨数据与技术、资本、劳动生产要素的结合机制。研究表明:在与技术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的加入能够帮助创新企业更有效地使用互补性资产,从而产生技术创新;在与资本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的加入降低了企业获取作为生产资源和营销资源的互补性资产的成本,从而产生成本创新;在与劳动要素的结合上,数据要素能够从产品设计和生产方面提升互补性资产的生成效率,从而产生流程创新。最终,数据要素在与核心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下,极大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创新与发展。     

数字经济规模核算的范围与方法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如何客观、准确、全面地 核算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对国内外数 字经济核算范围和测度方法比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数字经济的活动情况,并结合我国国民经济产 业分类的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分类体系,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出2017 年数字 经济规模为21. 42 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达到26. 09%。将相关机构测度的数字经济规模与测度数据进 行比较,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在衡量数字经济规模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并就数字经济核算的后续研究 进行展望。     

发挥“数据要素×”效应的逻辑与路径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国家数据局等部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印发了《“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如何有效释放“数据要素×”效应,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数据要素×”概念界定,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微观机理、宏观逻辑的分析,研究数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据要素×”实现从连接到协同、使用到复用、叠加到融合的转变,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协同优化、复用增效、融合创新;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是发挥乘数效应的基础,数据要素化、场景化和资产化是发挥乘数效应的途径。“数据要素×”要坚持需求牵引,以公共数据应用场景为基础,运用大数据的理论、技术,丰富公共数据价值创造模式;探索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多元化供给模式,探索政企数据统一对接与合作机制,建立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据要素价值实现规律的数据资源供给体系;大力培育应用型数商,加快“上云用数赋智”进程,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打造数据融合应用典型案例;加强学界和实务界开展联合研究,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基础理论研究创新。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模式研究与应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已然成为当前深化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和核心引擎。然而，随着数据存在的采集难、存储难、共享难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各领域数据价值化体现的重要前提。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数字经济下数据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新路径。基于此，针对数据治理的问题和需求，基于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治理框架与模式并在疫情防控中进行应用，能够为数据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价值。     

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和政策框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数字经济相关的业务创新而言，数据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投入品。数据使用过程中的非竞争性、与数据开发工具的互补性及与其他要素的协同性、一定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和可能存在的范围经济、用途的广泛性等特性，使数据在理论上能够作为一种核心要素。从核心要素理论及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出发，对数据作为一种核心要素的理论逻辑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回应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争论，提出支持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政策框架设计和具体建议：一是建立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审查机构，制定审查标准和构成要件；二是建立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核心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三是深入研究数据价值创造的过程，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四是将数据核心要素理论与数据可携带性、互操作性等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协同起来。     

试析循环经济中的绿色GDP核算

本文界定了绿色GDP核算的基本概念，描述了绿色GDP核算的思路和方法。在思路上，构造绿色GDP核算体系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作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资源经济核算和环境经济核算等多方面的考虑；在方法上，主要的代表性方法有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估算两种。文章最后还分析了绿色GDP核算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     

论有偿使用制度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展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资源，公共数据是中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数据类型。有效利用公共数据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发展迅速，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在文献基础上，基于辩证法发展观视角，结合中国公共数据开放实践现状，指出地方政府积极性不足是阻碍中国公共数据开放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能够有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并对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的争论进行了回应。据此建议：建立公共数据分级制度，为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奠定基础；建立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公共数据收益；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体系，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供给多元化；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机制，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价格调节机制。     

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机理、路径与应用场景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元宇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高新技术为基础,有效整合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资料,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供应体系,能够提供海量可重复利用的资源,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元宇宙的作用下,资源配置的时空阻隔效应被打破,供需实现精准预测和匹配,要素组合效率和生产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数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依托数字货币构建的去中心化交易支付系统以及区块链辅助构建的低信用成本、优质信用环境的平台,元宇宙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了便捷的支付方式、安全的交易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与良好的竞合关系。在开源思维、共享理念、通证技术的支撑下催生出通证经济、开源经济和元宇宙经济等新兴数字经济业态,数字经济不断进行横向聚合和纵向延展性扩容。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逐渐变成沉没成本,在消费引导供给的模式下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其发展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质变与量变。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渗透到数字经济的全行业和全产业链,既促进数字经济向智能化、高级化和众包化转型,又充分释放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市场潜力,同时,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挖掘,构建企业最佳生产路径,从而达到节能降耗、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推动数字经济与元宇宙的深度融合。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契合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高端制造、医疗健康、智慧农业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辟出新途径,为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目前,在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两者融合不平衡不充分、核心技术和智能装备不足、重商业娱乐应用轻核心产业发展以及运用安全等问题,未来需要突破关键技术的短板,培育元宇宙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样板以及优势产业集群,向民生保障、国家战略产业、高端制造业等方面深入,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基础。     

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产权结构调整与区域结构转换

自1978年以来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由原来的16.5%下降到9.3%,降幅超过40%,到了区域结构转换的关键时刻.而区域结构转换的最大障碍就是所有制垄断导致体制很难创新.这样,就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关于绿色GDP核算和考核的探讨

本文通过回顾绿色GDP核算在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历程,特别是我国2004年论证《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探讨了绿色GDP核算的对象、内容以及主要方法,分析建立该核算体系的困难．主要是环境成本计量较难处理和自然资产的产权和市场价格难以界定。最后,提出关于在我国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的建议。     

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从理论上看,数字经济能够完善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功能,增加收入分配途径;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优化创新创业的环境,提供共同富裕的渠道。在具体实现途径上,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的基础; 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变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共同富裕的能力; 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打造共同富裕的要素体系; 通过消除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共同富裕的区域差距; 推动普惠金融,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多的资本。为了实现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潜能,需要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大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明确数据所有权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     

绿色GDP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析

伴随发展观的进步,对传统常用的经济指标GDP进行"绿化",计算"绿色GDP"的呼声日见响亮。但是,关于"绿色GDP"及其应用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误区。绿色GDP在核算技术上还存在障碍,尚难以像GDP那样进行经常、稳定的统计;以环境因素对传统经济指标进行调整,并非只是计算绿色GDP,可持续收入、真实储蓄和真实投资等都属于这样的调整总量。因此,不应该将环境经济核算简化为"绿色GDP"的核算,而是需要积极推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环境经济核算,为管理和决策提供全面、具体的数据信息,这才是当前的努力方向。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产业分析——以东莞市为例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传统加工贸易为引擎的我国主要外向型经济区普遍遇到了发展瓶颈,转型升级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本文以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东莞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管理统计学和产业分析理论,对东莞市的加工贸易、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支柱产业、企业类型和规模等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系统分析,为从行业和企业两个维度探索行之有效的传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途径和方法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

除外生性技术进步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对绝大多数省域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外,为实现省域经济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单纯考虑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是不够的,需结合全局性要素(三产价格)和地区性要素(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利用GDP函数综合考察了劳动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产业价格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1994-2006年中国24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度量了上述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省域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非常重要,而省域产业结构调整需考虑三产价格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不能一概视之。     

辽宁省GDP与能源消耗关系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消耗。辽宁省是工业大省,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日益加剧,然而这并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1990—2013年辽宁省GDP和能源消费的统计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辽宁省的能源生产出现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其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同能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GDP同能源消费总量互为正相关的线性关系。指出辽宁省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能源消耗相对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文章通过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两个维度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从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入手,定性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Bootstrap检验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减小了省际差异和城乡差距,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东部地区的省际差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差异水平越大的地区,数字经济缩小省际差异或者城乡差距的效果就越好;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抑制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要素市场化在数字经济减少省际差异的过程中呈现双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减少城乡差异的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