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与情感流变——桂林民歌传承人秦国明人生旅程的人类学观察

桂林民歌传承人秦国明的人生旅程与他对民歌的情感相依,自觉创作民歌、传承民歌是他对"歌之情感"的另类表达。"歌是命来命是歌",秦国明把自己对山歌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其原真的"自我"情感是自身传承和传播民歌的内生动力。秦国明情感的流变与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秦国明人生旅程中的"社会人"情感的变化正反映了桂林民歌的历史传承和桂北的社会进程。"自我"微观情感与"社会人"宏观情感共同构筑了人的情感世界,激发了人的文化实践活动。     

桂林民歌的传承方式与创新——基于传承主体的个案研究

桂林民歌对当地居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桂林山歌,在2015年成为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民歌因固有的生存空间发生改变而面临传承后继乏人的问题。文章以代表性传承人秦国明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并结合文献,首先分析桂林民歌的传承现状,其次展现传承人的民歌情感体验与传承教育实践活动,最后从传承主体、政府、商家等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影响方式等对桂林民歌传承与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记录桂林民歌发展的"生命轨迹",唤起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     

口述史是通过大脑记忆进行的当代公众历史研究

口述史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下来的历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个人本位原则，双向互动的建构，参与人员的低门槛性，当代历史记录性。采访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本习惯，这是产生口述史的基础。口述史是历史记忆代代传承的产物，其发展阶段是历史记忆的几种外化方式。口述史的性质经历了由组织本位到人为本位两大阶段。在公众史学的“人为本位”原则下，口述史是主体建构，就是让人民说话，参与历史的建构。口述史征集到的是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对大脑历史记忆的怀疑必须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没有底线的全面怀疑。口述史提供的是第一手信息，须等待别人来进一步考订，成为更精确的科学历史知识。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要保持平衡，可提供两个不同的版本，历史版本要全面保真，当下传播的版本可以有所节略。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论达斡尔族民歌发展特性中的“利与弊”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记忆,达斡尔族民歌形成了独具民族特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在达斡尔族民歌发展的新阶段,存在着"利"与"弊"的关系转换。     

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播研究

原生态民歌是人们在其文化生态中进行的一种音乐创作,任何传承与发展原生态民歌的策略与措施,都不可忽视其文化本体,即民族文化。探求裕回族原生态民歌的文化内涵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传承民歌本身,还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裕固族民歌的精神内涵。本文从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文化生态、类别划分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入手,旨在为裕固族原生态民歌的研究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层面的探讨,以期对原生态民歌在现代社会中常态化的传播方式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

口述历史资源反映的是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内容，收集整理这方面资源，有助于增强公民道德意识及其自觉的社会主人翁态度。为了准确深入地再现口述历史，发挥口述资源的作用，历史学者在尊重史实并不断提高史料分析技能的前提下，善于去捕捉有用信息，把握好与被采访者在思想情感上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契机。口述历史应被积极运用到体察民意和改善社会环境的工作当中去。     

神话传说与族群认同——立足于盘瑶渡海神话的考察

渡海神话在盘瑶中广为流传,成为该族群的社会记忆。渡海神话强化了盘王子孙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确立了共同的祭祀团体和瑶人十二姓等族群标识。这些标识随着渡海神话的不断演述而得到认定和传承。渡海神话是盘瑶神圣的口述史,强化着盘瑶的自我认同,也成为区别其他族群的显要文化表征。     

琴弦上的人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何巴特尔老人访谈

能歌善舞的蒙古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民歌,而其中科尔沁民歌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使蒙古族民歌的艺术魅力增添了又一份光彩。本文通过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尔沁民歌《嘎达梅林》传承人何巴特尔老人的访问交谈,梳理了科尔沁蒙古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现状。     

数智时代的民歌传承与传播———以四川凉山彝族民歌为例

自由灵动的民歌传承与传播,从原有的口口相传和少许文本记录的状态,发展到数智化时代的今天,民歌传承的方 法、途径在不断改变。 音频、视频的保存便捷了民歌的传播与传承,文本是民歌记录的重要补充手段。 民歌的时代价值却一 直未变,并有新的拓展,体现为教育与文化传承、历史和时代创造、地域文化创造使命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