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许衡的自然观及其折衷朱陆倾向

许衡(1209～1282)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人。是中国13世纪杰出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元人有“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之称,后又有“南北二许”(指许衡、许谦)之说,把他和南方著名的学者吴澄(1249～1333)并称为元代思想家的“双璧”,并与东南的著名学者许谦(1270～1337)并称,可见他在学术界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     

竹林七贤寓居“河内山阳”地望辨析

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寓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但山阳地望所在却存在分歧。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我们认为河内山阳地望应在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辉县山阳应为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金元时期的山阳与魏晋时期的山阳不可相提并论。     

三十多年来许衡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元代大儒和重臣许衡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关论著不断出现,审视角度新广,研究全面展开。无论是文献史料的整理出版,还是关于许衡生卒里籍考辨,抑或是对其在儒学、理学、教育、天文历法、政治和文学等方面的专门研究,都有斐然可观的成果,社会各界特别是许衡故里河南省焦作市对许衡的相关纪念活动也陆续隆重举办。凡此等等,都使许衡这一人物的社会影响力逐渐增强,为许衡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契机。但更应看到的是,学术界对许衡研究的局面虽已打开,但薄弱点和空白点多,很多争议点仍未得到解决,许衡研究及许衡文化的弘扬任重而道远。     

新见《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及《三洞观冯太虚墓志》重审

近年,唐代道士墓志不断出世,实为学界幸事.然其中若干墓志在来源和志文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疑问,在将之视作确凿史料用以构建道教历史之前,尤需对材料本身进行辨析思考.《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和《三洞观冯太虚墓志》均为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原石或拓片已为国内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然二者情况或仍有商酌之必要.     

“朱子后一人”许衡诗歌异文考札记

许衡是元代河洛地区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后一人"。其诗歌创作以其独特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许衡集》是许衡作品总集,历经元明清三代,因版本繁多,形成了众多文献异文。考订许衡诗歌文献异文,有利于厘清许衡诗歌文献真实情况,对当代许衡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晚唐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考释

晚唐懿宗时期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详细记载了杜、李两家族望和世系情况,杜审权丰富的仕宦经历和以忠君尽职为己责的生平事迹,可以弥补和纠正传统文献的不足与讹误;其参与平定庞勋叛乱的记述可以与正史内容相互印证,充分体现出墓志的独特史料价值。     

状头门第：唐大和六年状头李珪及妻郑氏墓志发微

洛阳新出李珪及妻郑氏墓志记载了这位大和六年状头的科举、婚姻与仕宦经历，并揭示了晚唐时期山东士族之间的婚姻网络，在科举方面的积极进取心态，生动透视出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真实生存状态。两方墓志也增补了李珪家族姑臧大房李成休一支的基本情况，廓清了晚唐宰相郑肃的元和三年状头身份及其荥阳郑氏小白房的家族世系。墓志还涉及晚唐文士郑鲁、李巨川、郑仁表的生平经历，并纠正了传世文献中郑仁表贬死岭南的错误记载，进一步凸显了新出土墓志资料对于晚唐文学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锦西县沙锅屯石塔

在锦西县东北百余里绵亘蜿蜒的石龙山上,有一座高高的石塔,巍峨耸立,雄伟壮观。在塔下西侧有一块扁平大石,上刻“李口泰和六年七月”是迄今发现该塔修建情况的唯一佐证。“李”可能是建塔人,“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泰和六年”是纪元一二○六年,应是建塔时间,可见该石塔建成距今已七百多年了。石塔高约五米,为六角实心密檐式,仿木建筑形式,全部材料皆为石     

新见唐宇文寂墓志与西域史事

新见宇文寂墓志记述了唐朝经营安西的相关史事,并且提到了时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封常清。因而该墓志的出土,对于补遗传世史料,加深认识唐朝对安西的经营,以及"西域"概念的地域变化等都有积极的意义。宇文寂墓志的出土,也对我们重新认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态度,提供了新的材料。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之前曾经担任安西节度使判官,"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在安禄山幕府的李史鱼,投奔高仙芝、封常清幕府。宇文寂墓志的记载,给予了我们新的认识,根据墓志来看,唐朝政府对于日渐坐大的安禄山势力并没有放松警惕。     

从《刘舜卿墓志》辨析“两位刘舜卿”

刘舜卿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的生平"仕"迹、家族世系、姻亲关系等情况,对于研究刘氏家族的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墓志同正史中的刘舜卿虽姓名相同,但其家世、祖籍、仕宦、生卒年却截然不同,也误导了后世对刘氏子孙的研究。墓志及相关资料的结合,对明确区分"两位刘舜卿",纠正前人对两者混淆的失误,以及刘师旦、刘绚的祖籍、姻亲等问题的考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存在”与“是”——纪念熊伟先生诞辰100周年

熊伟先生用"在"而不用"存在"来翻译Sein,表明了他认为"存在"这个译名有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存在"确实无法表达关于语法和语言方面的考虑,更无法翻译海德格尔举的例子。熊先生的工作揭示了"存在"不是一个合适的译名,同时也暴露出"在"这个译名的一些问题,比如它也不能清晰地表示关于语法和语言的考虑,它无法在例子的翻译中贯彻始终,因为它不是系词,无法与Sein本身的系词意义相对应。如果以"是"来修正"在",则可以消除以上问题,从而达到对Sein及其相关概念更好的理解。熊先生的工作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它并非仅限于关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对于与being相关的研究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赋与唐代墓志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

根据对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2004年征集到的唐代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研究,井真成可能是以请益僧的身份于开元二十一年入唐的遣唐使成员,井真成的姓或许是南河内藤井寺为根据地的“葛井”氏。井氏到了大唐,曾受到大唐政府高规格的礼遇。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契丹小字《郎君行记》的首三字表示"大金国"。其中对于意为"金"的契丹小字,前人曾为它构拟种种读音,但迄今犹无定论。《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出现的另一个契丹字,据其语音可能也表示"大金国"的"金"。通过两种不同写法的"金"的对比,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     

后“焦作现象”时期焦作旅游发展研究

焦作1999年创造性地提出由"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城市战略目标转型,由于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旅游发展上取得骄人业绩,被旅游界誉为"焦作现象"。在后"焦作现象"时期,焦作过分依赖云台山发展旅游的不利因素逐渐显现。后"焦作现象"时期,在继续大力推进云台山旅游发展的同时,可借助云台山积累的人气,充分依托焦作太极拳文化、"南水北调"水资源和城市旅游资源,全面提升太极拳文化旅游的内涵、档次和水平,充分体现太极拳文化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深度挖掘怀药文化和瓷文化,推动焦作旅游全面可持续发展。     

墓志题名时间与中国传统文化——以黔江墓志铭为例

在墓志铭中多有题名时间,而透过题名时间的"用语"可以考察题名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从黔江墓志铭题名时间的表述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在传承着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主要包括根源意识、天命观念、天文历法文化、音乐文化、官休文化、别雅文化、术数文化、吉祥文化等。对于墓志题名时间"用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继承、弘扬传统文化。